時間：2023-03-23 15:19:11
序論：在您撰寫漢語語言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yōu)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fā)您的創(chuàng)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chuàng)作高度。
許國璋的論斷不但促使我們對漢字的特點加以反思，而且使我們重新思考一般語言理論的文字觀。這種文字觀出于西方現(xiàn)代語言學尤其是結構主義語言學對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結構主義語言學家索緒爾力圖把語言的研究從文字的研究中獨立出來。因為在他那個時代，語言學視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駕于口語形式之上。人們“一般只通過文字來認識語言，研究母語也常要利用文獻。如果那是一種遠離我們的語言，還要求助于書寫的證據(jù)，對于那些已經不存在的語言更是這樣。要使任何場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獻，我們必須像當前在維也納和巴黎所做的那樣，隨時收集各種語言的留聲機錄音的樣本。可是這樣記錄下來的原件要為他人所認識，還須求助于文字”〔6〕。根據(jù)索緒爾的分析，文字的這種威望是由于：
1.詞的書寫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穩(wěn)固的，比語音更適宜于經久地構成語言的統(tǒng)一性，更易于為人所掌握。
2.在大多數(shù)人的腦子里，視覺印象比音響印象更為明晰和持久。
3.文學語言增強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詞典，自己的語法。人們在學校里是按照書本和通過書本來進行教學的。語言顯然要受法則的支配，而這法則本身就是一種要人嚴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則：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頭等重要的。
4.當語言和正字法發(fā)生齟齬的時候，差不多總是書寫形式占了上風，因為由它提出的任何辦法都比較容易解決。
索緒爾認為，文字的這種威望是一種專橫和僭越。人們忘記了一個人學會說話是在學習書寫之前。而且語言有一種不依賴于文字的口耳相傳的傳統(tǒng)，這種傳統(tǒng)十分穩(wěn)固。例如立陶宛語是1540年才有書面形式的，然而這時的立陶宛語依然在語音、詞的結構、名詞變格和聲調方面都忠實保留古印歐語的特點。索緒爾斷言：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tǒng)，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現(xiàn)前者。因此語言學的對象不是書寫的詞和口說的詞的結合，而是由后者單獨構成的。如果把聲音符號的代表看得和這符號本身一樣重要或比它更重要，這就好像要認識一個人，與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學者，討論了從圖畫到文字的變遷這個問題。布龍菲爾德在他的《語言論》中指出，一個圖畫到了已經約定俗成時，我們不妨稱之為字。一個字是一個或一套固定的標記，人們在一定條件下描繪出來，因而人們也按一定方式起著反應。這種習慣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實物的相似之處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語言畢竟是我們畫不出來的那些事物的一種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圖畫使用者到了某個時候便按照口語用詞來安排他的字符，用某個字符代表口語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這個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個可以描繪的事物，又代表一個語音的或語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們的圖畫價值，只代表一個語音的或語言的形式；單純的圖畫字同言語形式如果沒有聯(lián)系，用處就越來越不重要。語言的價值越來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語言學家看來，除去某些細微的枝節(jié)以外，文字僅僅是一種外在的設計，就好像利用錄音機一樣，借以保存了過去言語的某些特點供我們觀察”。〔7〕。
二
然而，問題并非這樣簡單。
首先，文字和口語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達形式，這種形式本身參與著意義的建構，美國語言學家雅各布森在他的《結束語：語言學和詩學》中認為任何言語都有六個組成因素，它們的相互關系如下圖所示：
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說話者所引起的信息構成的，它的終點是受話者，但交流的過程并不簡單。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說話人和受話人之間的接觸形式（口頭的或視覺的，電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載體——代碼的形式（言語、數(shù)字、書寫、音響構成物等），最后是使信息“具有意義”的語境的形式（同樣的話在不同的語境里會有不同的意義或失去意義）。這樣看來，“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動的全部“意義”。人們在交流中獲得的“意義”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信息的傳遞形式——語境、代碼、接觸手段之中。它們和說話人、受話人、信息一道共同組成整個交流活動的要素結構。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動中也時刻處于不平衡之中，這一個或那一個要素會在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動在一種情境中傾向于語境，在另一種情境中會傾向于代碼，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質取決于那個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這樣看來，文字作為一種代碼形式，決不僅僅是語言的記錄形式或外在設計。它是全部交流活動的“意義”的一種必要的構成。說出來的信息和寫出來的信息會在交流活動中具有不同的意義。這種不同的意義事實上賦予代碼形式本身（口語的或書寫的）以“生命”。當我們面對文字的時候，我們不是簡單地面對一種無意義的語言包裝，而是面對一個有意義的自主的符號系統(tǒng)。
雅各布森在《語言和其他交流系統(tǒng)的關系》中指出，視覺和聽覺是人類社會中最社會化、最豐富、最貼切的符號系統(tǒng)的基礎。由此而使語言產生了兩種主要的變體——言語和文字。它們各自發(fā)展著自己特有的結構性質。它們的歷史也充滿著時而互相吸引，時而互相排斥，時而握手言歡，時而劍拔弩張的辯證現(xiàn)象。這一點并不難理解：言語作為一種聽覺符號系統(tǒng)，它的結構主要是以時間為建構力量的。文字作為一種視覺符號系統(tǒng)，它的結構主要是以空間為建構力量的。當我們把口語的詞或句子用文字書寫下來的時候，符號系統(tǒng)的轉換伴隨著功能的轉換——文字要對空間作出承諾。
雅克·德里達曾提出要建立一門書面語言學。他在《書面語言學》、《文字和差異》、《聲音和現(xiàn)象》等著作中提出：不應把寫作看成是言語的外在“服飾”或聲音的簡化“編成代碼”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決定于一種以語音為中心的意義模式。通過對書面語言的分析有助于發(fā)揮“意義”的潛能，因為書寫不是言語的影子，而是關于語言本質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來說，西方拼音文字和漢民族表意文字在書寫系統(tǒng)的性質和功能上又有差異。前者因其“拼音”而與概念保持著距離，后者因其“表意”而與概念直接聯(lián)系。即使是主張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現(xiàn)語言的索緒爾也認為，表意文字有一種強烈的用書寫的詞代替口說的詞的傾向。對于漢人來說，表意字同樣是“觀念的符號”，“文字就是第二語言”。所以索緒爾稱他的研究和結論“只限于表音體系”。帕默爾在《語言學概論》中也指出，漢字是一種程式化、簡化的圖畫系統(tǒng)。它不是通過口語詞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漢字書寫的書面語言獨立于口語的各種變化之外。漢字的這一特質使它在中國社會、文化的統(tǒng)一中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中國的統(tǒng)一完全依靠一種共同交際手段的存在，這同任何行政區(qū)域的統(tǒng)一是一樣的，而這種共同交際手段就是全國普遍通用的漢字。中國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難被別的方言區(qū)人聽懂，可是各方言區(qū)的人都能看懂用漢字書寫的文告。所以，漢字是中國文化的脊梁。一個學習古希臘文獻的學生需掌握多種方言才能欣賞荷馬、莎芙、希羅多德、狄摩西亞的作品，而一個學會約四千個漢字的學生就能讀懂中國四千年的文獻。德里達也指出，東方社會一直把語法學視為書面語言的科學。書面語言以視覺和讀得懂的方式傳達信息，它不是口語的替代品。研究書面語言的術語、條件和前提都與口語不同。
三
事實說明，正是漢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質，造成了中國語言學傳統(tǒng)與西方語言學傳統(tǒng)的很大不同。在中國古代學者的眼里，漢字不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義、字能。從字音來說，“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聲，或用仄聲；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則音節(jié)迥異。故字句為音節(jié)之矩。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jié)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劉大魁《論文偶記》）。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礎。所以，“神氣不可見，于音節(jié)見之；音節(jié)無可準，以字句準之”（劉大魁《論文偶記》）。從字義來說，“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shù)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王充《論衡·正說》）。字義是句義乃至篇章義的基礎。從字能來說，“句司數(shù)字，待相接以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癖径?，知一而萬畢矣”（劉勰《文心雕龍》）。字能是句法的基礎。總之，中國古代的書面語言中，字是根本。它與句子的語音、語義、語法的關系是“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所以，中國古代的語言學以漢字的研究為核心，《說文解字》之學始終處于小學的主導地位。王力在《中國語言學史》中也認為，西方的語言學和文字學可以截然分科，中國古代的語言學離開了文字學就好像無所附麗。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文字學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種語言所使用的文字符號的字位學），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種語言在書寫時用來表示言語的視覺符號形狀的文字學），而是philology（語文學）。對于中西語言學傳統(tǒng)的這種差異，我們不能簡單地以西方語言學為標準來作價值判斷，就像我們不能以西方文字、語音為標準來評價漢字和漢語一樣。這種差異，本質上是一種文化差異，體現(xiàn)出完全不同的運思方向和價值取向。正如許國璋所說：“從語言的書寫形式出發(fā)，去研究語言，這是漢語語言學一開始就有的特點?！薄?〕又說“漢語的文字學即是研究古漢語演變的歷史語言學?！薄?〕還說：“中國的通行文字并不相當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當于詞素和詞。詞素和詞通過組合規(guī)則構成語言，成為信息的載體。中國古代經學家考察文字，實際上是把文字作為文化信息的載體來進行的?！薄?0〕
當代西方哲學從人類文明的多元性批判了以索緒爾為代表的現(xiàn)代語言學在拼音文字基礎上建立的“語音中心論”（Phonocentrism），批判了現(xiàn)代語言學從西方傳統(tǒng)文化承繼下來的漠視和排斥書寫文字的強大傳統(tǒng)。“語音中心論”認為說出的話或語音與思想之間具有直接的內在聯(lián)系，語音能夠透明地呈現(xiàn)思想和內心經驗，因而較之文字更接近自然和真實。而事實上對各種非拼音文字的研究表明，文字并不是語言的表達，不是為了表現(xiàn)語言而產生，它自身具有獨立的起源。它的起源與政治、經濟、宗教、藝術等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因而“語音中心論”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種族中心論、西方文化中心論。當然索緒爾也認為表意文字一個詞只用一個符號表示，而這個符號卻與詞賴以構成的聲音無關，而與整個詞發(fā)生關系，因此也就間接地和它所表達的觀念發(fā)生關系。這種不必經過語音的媒介而直接與概念溝通的文字代表就是漢字。索緒爾認為，像漢字這樣典型的表意文字，具有一種遠甚于表音文字的強烈傾向——用書寫的詞代替口說的詞。因為對漢族人來說，表意字和口說的詞都是觀念的符號，文字不是口語的記錄者，而是第二語言。因此漢族人在談話中如果有兩個口說的詞發(fā)音相同，談話人就會求助于書寫的詞來說明他們的思想，但索緒爾還是將表意文字排除在他的語音優(yōu)先論之外，顯示出他的種族中心偏見。事實上，正如德里達所指出的：在漢字文化中“可以找到邏各斯中心論以外發(fā)展著的強大文明的證據(jù)。這是對西方中心論的有力駁斥”〔11〕。許國璋對漢語書面形式的性質、功能、價值、意義的論述，對長期以來以其主流追隨西方“語音中心論”的中國現(xiàn)代語言學，是一種深刻的警省。
注釋
〔1〕〔2〕〔3〕〔4〕〔5〕〔8〕〔9〕〔10〕許國璋：《許國璋論語言》，75、72、1、75、75、74、75、13頁，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1。
〔6〕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一、關于漢語、漢字的特點
在我國語言學界，源出于西方語言學的對語言與文字關系的認識一直被視為科學定律。這種認識認為，語言是思維的符號，文字記錄語言，是“符號的符號”。因此語言是第一性的；文字與思維無關，僅僅記錄語言，是第二性的。用這個觀點來看待漢字，就會認為漢字的表意功能多此一舉，不如用單純記錄語音的拼音文字更合適。用這個觀點來看待中國古代語言學，就會認為“中國古人誤以文字為語言”，因而“說文解字”之學不是語言學，“中國沒有語言學”。許國璋認為這是對漢字和漢字研究傳統(tǒng)的極大誤解。許國璋指出：“漢字書寫形式的特點有二，一是分理別異，一是形聲相益。漢語的方塊字是形、聲、義三者的結合體，‘字’本身即是語詞的詞”（75頁）。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論斷。由于過去將有聲語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義都被視為對語言的記錄，亦即字本身只有形。這其實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論。它不符合漢字的事實。在漢字中，“一個字有形而無聲就不能叫做‘字’”（72頁）。許國璋認為，“語言首先是有聲語言”這種“常識性說法”，“適用于歷史的某一時期，不適用于信息時代”（1頁）。他在論述漢字的區(qū)別性特征時更進一步指出：“我們非常驚訝，為什么我們有那么多的語言研究者，在狂熱地鼓吹廢棄漢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時候，那樣不經意地將語言的區(qū)別性原則置諸不顧?！保?5頁）
許國璋的論斷不但促使我們對漢字的特點加以反思，而且使我們重新思考一般語言理論的文字觀。這種文字觀出于西方現(xiàn)代語言學尤其是結構主義語言學對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結構主義語言學家索緒爾曾力圖把語言的研究從文字的研究中獨立出來。因為在他那個時代，語言學視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駕于口語形式之上。人們“一般只通過文字來認識語言，研究母語也常要利用文獻。如果那是一種遠離我們的語言，還要求助于書寫的證據(jù)，對于那些已經不存在的語言更是這樣。要使任何場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獻，我們必須象當前在維也納和巴黎所做的那樣，隨時收集各種語言的留聲機錄音的樣本?？墒沁@樣記錄下來的原件要為他人所認識，還須求助于文字?！薄?〕根據(jù)索緒爾的分析，文字的這種威望是由于：
一、詞的書寫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穩(wěn)固的，比語音更適宜于經久地構成語言的統(tǒng)一性，更易于為人所掌握；
二、在大多數(shù)人的腦子里，視覺印象比音響印象更為明晰和持久；
三、文學語言增強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詞典，自己的語法。人們在學校里是按照書本和通過書本來進行教學的。語言顯然要受法則的支配，而這法則本身就是一種要人嚴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則：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頭等重要的；
四、當語言和正字法發(fā)生齟齬的時候，差不多總是書寫形式占了上風，因為由它提出的任何辦法都比較容易解決。
索緒爾認為，文字的這種威望是一種專橫和僭越。人們忘記了一個人學會說話是在學習書寫之前。而且語言有一種不依賴于文字的口耳相傳的傳統(tǒng)，這種傳統(tǒng)十分穩(wěn)固。例如立陶宛語是1540年才有書面形式的，然而這時的立陶宛語依然在語音、詞的結構、名詞變格和聲調方面都忠實保留古印歐語的特點。索緒爾斷言：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tǒng)，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現(xiàn)前者。因此語言學的對象不是書寫的詞和口說的詞的結合，而是由后者單獨構成的。如果把聲音、符號的代表看得和這符號本身一樣重要或比它更重要，這就好象要認識一個人，與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學者，從圖畫到文字的變遷討論這個問題。布龍菲爾德在他的《語言論》中指出，一個圖畫到了已經約定俗成時，我們不妨稱之為字。一個字是一個或一套固定的標記，人們在一定條件下描繪出來，因而人們也按一定方式起著反應。這種習慣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的實物相似之處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語言畢竟是我們畫不出來的那些事物的一種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圖畫使用者到了某個時候便按照口語用詞來安排他的字符，用某個字符代表口語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這個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個可以描繪的事物，又代表一個語音的或語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們的圖畫價值，只代表一個語音的或語言的形式；單純的圖畫字，同言語形式沒有聯(lián)系的，用處就越來越不重要。語言的價值越來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語言學家看來，除去某些細微的枝節(jié)以外，文字僅僅是一種外在的設計，就好象利用錄音機一樣，借以保存了過去言語的某些特點供我們觀察?！薄?〕
然而，問題并非這樣簡單。
首先，文字和口語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達形式，這種形式本身參與著意義的建構。雅柯布遜在他的《結束語：語言學和詩學》中認為任何言語都有六個組成因素，它們的相互關系如下圖所示：
語境
信息
說話者………………受話者
接觸
代碼
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說話者所引起的信息構成的，它的終點是受話者，但交流的過程并不簡單。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說話人和受話人之間的接觸形式（口頭的或視覺的，電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載體——代碼的形式（言語、數(shù)字、書寫、音響構成物等），其三是使信息“具有意義”的語境的形式（同樣的話在不同的語境下會有不同的意義或失去意義）。這樣看來，“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動的全部“意義”。人們在交流中獲得的“意義”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信息的傳遞形式——語境、代碼、接觸手段之中。它們和說話人、受話人、信息一道共同組成整個交流活動的要素結構。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動中也時刻處于不平衡之中，這一個或那一個要素會在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動在一種情境中會傾向于語境，在另一種情境中會傾向于代碼，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質取決于那個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這樣看來，文字作為一種代碼形式，決不僅僅是語言的記錄形式或外在設計，它是全部交流活動的“意義”的一種必要的構成。說出來的信息和寫出來的信息會在交流活動中具有不同的意義。這種不同的意義事實上賦予代碼形式本身（口語的或書寫的）以“生命”。當我們面對文字的時候，我們不是簡單地面對一種無意義的語言包裝，而是面對一個有意義的自主的符號系統(tǒng)。
雅柯布遜在《語言和其他交流系統(tǒng)的關系》中指出，視覺和聽覺是人類社會中最社會化、最豐富、最貼切的符號系統(tǒng)的基礎。由此而使語言產生了兩種主要的變體——言語和文字。它們各自發(fā)展著自己特有的結構性質。它們的歷史也充滿著時而互相吸引，時而互相排斥，時而握手言歡，時而劍拔弩張的辯證現(xiàn)象。
雅克·德里達曾提出要建立一門書面語言學。他在《書面語言學》、《文字和差異》、《聲音和現(xiàn)象》等著作中提出：不應把寫作看成是言語的外在“服飾”或聲音的簡化的“編成代碼”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決定于一種以語音為中心的意義模式。通過對書面語言的分析有助于發(fā)揮“意義”的潛能，因為書寫不是言語的影子，而是關于語言本質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來說，西方拼音文字和漢民族表意文字在書寫系統(tǒng)的性質和功能上又有差異。前者因其“拼音”而與概念保持著距離。后因其“表意”而與概念直接聯(lián)系。即使是主張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現(xiàn)語言的索緒爾也認為，表意文字有一種用書寫的詞代替口說的詞的強烈傾向。對于漢人來說，表意字同樣是“觀念的符號”，“文字就是第二語言”。所以索緒爾稱他的研究和結論“只限于表音體系”。帕默爾在《語言學概論》中也指出，漢字是一種程式化、簡化的圖畫系統(tǒng)。它不是通過口語詞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漢字書寫的書面語言獨立于口語的各種變化之外。漢字的這一特質使它在中國社會、文化的統(tǒng)一中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中國的統(tǒng)一完全依靠一種共同交際手段的存在，這同任何行政區(qū)域的統(tǒng)一是一樣的，而這種共同交際手段就是全國普遍通用的漢字。中國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難被別的方言區(qū)的人聽懂，可是各方言區(qū)的人都能看懂用漢字書寫的文告。所以，漢字是中國文化的脊梁，一個學習古希臘文獻的學生需掌握多種方言才能欣賞荷馬、莎芙、希羅多德、狄摩西亞的作品，而一個學會約四千個漢字的學生就能讀懂中國四千年的文獻。
也許，正是漢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質，造成了中國語言學傳統(tǒng)與西方語言學傳統(tǒng)的很大不同。在中國古代學者的眼里，漢字不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義、字能。從字音來說，“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聲，或用仄聲；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則音節(jié)迥異。故字句為音節(jié)之矩。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jié)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保▌⒋螅愧佟墩撐呐加洝罚┳忠羰蔷渥右袈傻幕A。所以，“神氣不可見，于音節(jié)見之；音節(jié)無可準，以字句準之。”（同上）從字義來說，“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shù)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保ㄍ醭洹墩摵狻ふf》）字義是句義乃至篇章義的基礎。從字能來說，“句司數(shù)字，待相接以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渲逵?，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劉勰《文心雕龍·章句》）字能是句法的基礎。總之，中國古代的書面語言中，字是根本。它與句子的語音、語義、語法的關系是“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所以，中國古代的語言學以漢字的研究為核心，《說文解字》之學始終處于小學的主導地位。王力在《中國語言學史》中也認為，西方的語言學和文字學可以截然分科，中國古代的語言學離開了文字學就好象無所附麗。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文字學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種語言所使用的文字符號的字位學），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種語言在書寫時用來表示言語的視覺符號形狀的文字學），而是philology（語文學）。對于中西語言學傳統(tǒng)的這種差異，我們不能簡單地以西方語言學為標準來作價值判斷，就象我們不能以西方文字、語言為標準來評價漢字和漢語一樣。這種差異，本質上是一種文化差異，體現(xiàn)出完全不同的運思方向和價值取向。正如許國璋所說：“從語言的書寫形式出發(fā)，去研究語言，這是漢語語言學一開始就有的特點”（74頁）?！皾h語的文字學即是研究古漢語演變的歷史語言學”（75頁）?！爸袊耐ㄐ形淖植⒉幌喈斢谄匆粑淖值淖帜福喈斢谠~素和詞，詞素和詞通過組合規(guī)則構成語言，成為信息的載體。中國古代經學家考察文字，實際上是把文字作為文化信息的載體來進行的”（13頁）。
二、關于漢語、漢字的文化建構
漢語、漢字的文化建構，是我國語言學界長期忽視的一個課題。由于片面將語言的符號功能單純化，把語言視為一種類似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我國的現(xiàn)代語言學未能將對漢語、漢字結構特征的認識與漢語、漢字的文化屬性、文化內涵、文化功能聯(lián)系起來，從而作出科學的理解。許國璋卻從語言哲學的角度深入論述了漢語、漢字的文化建構，這是難能可貴的。許國璋所說的“語言哲學”，不同于現(xiàn)時西方流行的分析哲學的語言哲學，后者是出于形式語言學或邏輯語言學的范疇。許國璋所論“語言哲學”，屬于“文化語言學”和“人類語言學”（90頁）。許國璋認為，漢語、漢字的符號建構，是漢民族認知世界的一種結構化運作。這一點在許慎的《說文解字·序》和劉勰的《文心雕龍》有關論述中已清楚地表述出來。
例如許慎指出：“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痹S國璋認為，中國古代學者沒有對現(xiàn)代人所稱的“語言”作正面的考察，而主要是從語言的書面形式論證文字的起源，“因此，我們可以從他們對文字起源的論證中，找出某些語言起源的理論”（13頁）。許慎的論述表明，初民是把天象和物象作為語言資源來看待。初民對世界的認知形成一個系列，“天象、地貌、鳥獸的足跡、作物的生態(tài)、人身、人身以外諸物，都提供了各自的符號”。這種認知“由二項對立（binaryopposition）構成：天和地、鳥獸和農作、人和物。三組六類的名，反映人對世界的分類和認知”（13—14頁）。在這里，許國璋把漢語的文化建構與漢民族世界觀的建構緊密聯(lián)系起來，體現(xiàn)出深邃的語言本體論思想。他為漢民族的文化、語言、認知的建構描繪了這樣一個模式（68頁）：
─天象
觀、視│物││鳥類
人───│├───┤│獸類
取│象││地象│
（庖犧）───││││植物類
─人類
在這樣一個模式中，語言顯然成為人與世界連結的紐帶。語言之“象”正是一個民族看待世界的
又如劉勰指出，“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許國璋認為劉勰是在回答什么是形成世界第一原理（道）的問題。而他的答案是，我們至少可以從道的表現(xiàn)形式（realization）來對它觀察，這就是道的“文”。這個“文”不是客觀的天體地貌告訴人的，而是人對客觀世界認知以后形成的概念。許國璋把“劉勰的語言學理論”概括為一個從客觀世界到人的概念加工，再到語言，又到文字的模式（39頁），指出這一模式在承認客觀世界形和體的同時，充分肯定了人的認知作用，肯定了語言的主體性。
許國璋關于漢語的文化建構的論述給我們很深的啟迪。
中國公元前200年誕生的一部解釋詞義的語言學專著《爾雅》，對所解釋的詞語作了這樣的分類排列，即：釋詁——釋言——釋訓——釋親——釋宮——釋器——釋樂——釋天——釋地——釋丘——釋山——釋水——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從這樣一個排列體例來看，其順序依次是語言人類社會的親屬——宮室——器具——音樂自然界的天——地——山——水生物界的草——木——蟲——魚——鳥——獸——畜，要言之，即語言人自然生物，語言排在第一位。這顯示出語言在當時人們心目中的位置。在語言部分，《爾雅》或“舉古言，釋以今語”；或“約取常行之字，而以異義釋之”；或“道物之貌以告人”，如此細密地辨析詞義，反映出古人對語言意義的高度重視?！稜栄拧贩从车氖侵袊惹貎蓾h時期人的文化知識結構。在這個結構體系中，詞義的理解與闡釋占據(jù)了重要的地位。這種對語言意義的重視，其實不獨從《爾雅》始。在某種意義上，《爾雅》是對前代名物釋義的一種大匯編。早在戰(zhàn)國時期（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語義的解釋就成為人們認識世界、體驗世界的一種重要方式。如《尸子》中將一對一的同義互訓匯通為一對多，多對一的語義闡釋方式。這種語義闡釋方式在《爾雅》中蔚為大觀。古人將自己對世界萬象聚散離合、有機統(tǒng)一的理解，透過語義的匯通與條理固定下來。詞義系統(tǒng)成為人的世界藍圖，語言觀成為人的世界觀的基礎，這就說明《爾雅》何以以語言為其發(fā)端了。
中國古人對語言的重視顯然出于他們對語言本體論意義的一種獨特的感受。從哲學意識萌動的時候起，中國人就始終把人看作世界和宇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并非中心的部分。中國傳統(tǒng)哲學中的“人”和“我”的概念的基本特征在于它們不僅有人類學的含義，而且有宇宙論的含義。人與世界的本質關系及由之而來的認識關系，莊子在《齊物論》中非常精練地表達了：“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也正是因為如此，中國人并沒有截然區(qū)分人與世界的自然關系和人文關系，相反，他們倒是早就看出這兩種關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法非此即彼地截然分開。人與世界的關系決不是單方面的，而是全方位的。體現(xiàn)和維系人與世界的這種多方位關系的語言，因而也非純粹的符號系統(tǒng)和工具——
語言是人性的表現(xiàn)。孔子說：“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保ā墩撜Z·堯曰》）在古人眼里，“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保ā洞呵锕攘簜鳌罚?/p>
語言是天道的表現(xiàn)。古人認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維其根本乎道，所以發(fā)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賢之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朱子語類·卷百三十九）
語言是事物本質的表現(xiàn)。許慎說：“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保ā墩f文解字·序》）在古人看來，文字的產生，是由于從鳥獸的足跡領悟到不同的紋理可以互相區(qū)別，因而有必要，也有可能對萬事萬物的“紋理”加以抽象和區(qū)別。所以，“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倍拔恼撸锵笾疽??！苯涍^象形——象征的抽象過程的文字圖象，已不再是事物的自然之形，而是凝聚著人的概括的事物本質。
語言是治理天下、教化人倫的基礎。古人對語言在一個社會組織中的維系作用有深刻的理解。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币蚨耙谎钥梢耘d邦，一言可以喪邦”成為春秋時代的一種社會警醒意識?？鬃影颜偈轮鳛樗麨檎氖滓隆Ｋf：“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保ā墩撜Z·子路》）古人又把語言作為一種社會政治的象征。在他們看來，歷史上既有“結繩之政”，又有“八卦之政”，然后是“書契之政”。所謂“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保ā渡袝ば颉罚吨芤住は缔o》這樣評價語言文字的治理天下的作用：“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薄皦笔恰兑住坟悦@里作事物的畫象。正由于語言文字概括了事象而又條理了事象，掌握文字就掌握了一種世界秩序，從而人人明理習儀，天下才得以治理。古代的統(tǒng)治者深諳此理，如《周易·夬卦》所言：“夬，揚于王庭?！薄段褰浳淖謹ⅰ方忉屨f：“夬，決也。王庭孚號，決之大者，決以書契也?！边@就是說，統(tǒng)治者總是利用文字下判斷，在王庭上公開號召。許慎的解釋更明確：“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保ā墩f文解字·序》）文字不僅是“宣教明化”之本，而且由于懂得文字可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說文句讀》），可以“令行禁止”明其忌，所以王者對“能文者則祿加之”。
總之，天道人性，流于語言，化成萬物。古人“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闭驗檎Z言在古代中國人的心目中據(jù)有如此重要的本體論地位，所以古人論文辭才有“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的說法。
三、關于漢字的起源和演變
在漢字的起源和演變問題上，許國璋提出了兩點有價值的看法。一是漢字起源的此世性，二是漢字起源的抽象性。這兩點看起來互相矛盾，但其實質是從不同的角度論述了漢字起源和演變的文化特征。
漢字起源的此世性，說的是漢字產生形成的社會文化原因。過去我國學術界很少從理論的角度思考漢字之社會文化緣起。許國璋以《說文解字·序》中“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一段話為依據(jù)，指出漢字的起源具有“此世性”。古代的漢字起源論與西方民族的“神造字母”論不同，“腓尼基人奉Cadmus神為字母的創(chuàng)始者，諾爾斯人奉Odin神為Rune字母的創(chuàng)始者，希伯萊人奉人類始祖亞當為語詞的創(chuàng)始者，漢族初民奉‘王天下’的庖犧氏為創(chuàng)始人”。這“說明漢字起源學說的此世性，這一此世性是整個漢文化的此世性的一部分”（66頁）。為什么這樣說？許國璋引用了金岳霖的觀點。金岳霖根據(jù)人與世界關系的不同，稱印度文化為他世性的（otherworldliness），講來世超度；希臘文化為超世性的（super-worldliness，即站在超出世界的層面上觀察和分析世界），講設問求知；中國文化為此世性的（this-worldliness），講實用經驗（見75頁）。從許慎《說文解字·序》可以看出，古代的漢字起源論是與社會發(fā)展論密切聯(lián)系的。“王天下”和“作《易》八卦以垂憲象”是相互聯(lián)系的，治理天下需要書面符號形式。其后“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tǒng)其事，庶業(yè)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又，萬品以察。”隨著生產的發(fā)展，簡單的符號已不敷社會的需要。于是書契（文字）應運而生，它使各類事物的區(qū)別明顯了，也使各項公職的執(zhí)行方便了，從而促進了社會的發(fā)展。許國璋顯然指出了中國古代語言、文字起源學說的一個重要特點，盡管庖犧氏制八卦，倉頡造字都帶有神話傳說的色彩，但它們的社會發(fā)展基礎是無可懷疑的。
與漢字起源的此世性相聯(lián)系的還有漢字符號的人為性。許國璋認為，不能套用西方符號理論的能指所指結合任意性的原則來解釋漢語言文字。所謂任意性原則是指語言符號所反映的詞與物的關系是任意的，而非自然的。許國璋認為，任意性原則對硬要建立能指與所指之間的自然聯(lián)系的批判是正確的。但事實上詞與物的“自然結合”本身不可能在語言這一個介質中體現(xiàn)，它不存在，因此為它而作的假設也就無必要。然而反過來用這一假設（指“自然結合”論）證明“語言符號任意性”原則的正確，卻是荒謬的。因為從語言體系來說，語言是一種理性的行為，具有系統(tǒng)性（systematicity）、可分離性（discreteness）、可學會性（learnability）?！罢Z言學家發(fā)現(xiàn)語言的體系，是人對自身行為中的理智性的發(fā)現(xiàn)，也是對于理智性存在于語言行為中的肯定”（24頁），“詞之所以為詞，是因為它存在于各種關系中?！沁@種可以抽象的延伸賦予詞的‘所指’一種內存的理性；‘所指’之多而有變，都是按早已被人們所認識到的法則進行的，不是偶然的。在理性的網(wǎng)絡中，詞的所指變成一樁理性的事件”（31頁）。從語言的群體發(fā)生來說，原始時期的語言符號是有任意性的，因為當時部落未成、語言未備，名不可能是有關聯(lián)有從屬的名，不妨假定為獨一、偶然、任意的名。部落社會時期的語言符號是約定俗成的。所謂“約”，指社會制約，社會共議（consensus），決非任意創(chuàng)造，因為其時語言社團形成，語言使用者擔負了命名和用名的雙重任務，開始有了當時條件下的社會制約。文明社會時期的語言符號是立意的（motivated），即使是民間任意創(chuàng)造的詞，也有語言文字學家賦予有理可據(jù)的形態(tài)（此段參見32頁）。從語言的個體發(fā)生來說，小孩學母語或成人學外語，都有一個對任意性從感之甚切到不再感到的過程。小孩學語時常有的“超類推”（overgeneralization）現(xiàn)象，即對“任意性”的一種抵制（見31頁）?？梢姟叭我庑浴敝皇切睦磉m應過程中的一種暫時現(xiàn)象，不適應就覺得不可捉摸，適應了就覺得理應如此。在這個意義上，任意性是可以轉變的，不是客觀存在的一種語言特征”（同上）。因此，語言符號能指與所指的聯(lián)系是一種“人為的聯(lián)系”、“理性的聯(lián)系”，是受語言和社會雙重制約的聯(lián)系。許國璋特別指出：“中國古代的語言哲學，正象中國的主流哲學一樣，是入世的，旨在治世的。中國傳統(tǒng)的語言文字之學，其中心思想即是找出能指和所指之間的理性聯(lián)系?！保?7頁）
如果說漢字的起源是此世性的，那么漢字的符號建構應是具象的，它出自于漢民族的實用——經驗理性。然而許國璋并未在具象性上停留，而是指出了漢字起源時即具有、以后又不斷發(fā)展的符號概括性。他以許慎《說文解字·序》“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一段話為依據(jù)，指出初民的造字是按照物的類畫它的形，而不是按一件具體的物來畫出它的形（如牛代表牛類，不是哪一只具體的牛）。這時已有概括，但抽象不夠。其后從有限的物象產生無限的字，意味著字已經變成脫離物象的符號，抽象程度提高了，字的符號性增強了。許國璋強調指出（72—73頁），漢字從象形變?yōu)橄笳?，從圖形變?yōu)楣P劃，從復雜變?yōu)楹唵?，它的“文”已經大大不同于原來的圖象，成了物象中最本質的東西，而它的“形聲相益”的孳生更不受物象的限制。但許國璋并不因此否認漢字構形的理據(jù)。他把“分理別異”和“形聲相益”看作漢字的兩個特點，始終認為“漢語的方塊字是形、聲、義三者的結合體”（75頁）?！拔淖值漠a生，貴乎有區(qū)別性特征”（70頁）。并因此而批評那些片面強調漢字的符號化、符號性，且由此引申出方塊漢字應廢棄，代之以徹底符號化的拉丁字母拼音的觀點，是“不經意地將語言的區(qū)別性原則置諸不顧”（75頁）。許國璋在這里提出了一個發(fā)人深思的問題，即如何看待漢字的符號化過程，如何理解漢字的文化特征，如何認識漢字在其結構形成和演進的歷史上所具有的獨特的文化功能？
許慎認為，在倉頡造字之前，古人已經“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開始了象征符號的創(chuàng)造。漢字由圖畫文字發(fā)展而來（例略），漢字的發(fā)展史又是圖畫文字的象形、象意特征逐漸褪化的歷史。這種褪化不是要將漢字發(fā)展為一堆純粹假定性的符號，而是要使?jié)h字的表意功能更好地適應語言與思維的發(fā)展。在漢字表意功能的不斷完善中，漢字的結構形態(tài)無論在歷時層面還是共時層面都經歷了很大變化。
從歷時層面來說，漢字的文化形態(tài)經歷了一個不斷符號化的遞嬗過程。根據(jù)考古學的發(fā)現(xiàn)，漢字由圖畫文字向象形文字的過渡，在距今4500年左右。與圖畫文字相比，甲骨文字畢竟在符號化方面邁進了一大步。它的象形字大部分已經線條化、輪廓化、特征化了。尤其是甲骨文正以一種強勁有力的趨勢用形與聲的互注發(fā)展?jié)h字的表意功能，使?jié)h字能適應日常交際中新概念新語匯的大量形成。例如甲骨文的“河”字即在原有的“何（荷）”字形體上加形符“水”，“祀”字即在原有的“巳”字形體上加形符“示”，“鶏”字即在原有的象形符號上加聲符“奚”。
周代的代表文字是金文，它在結構上與甲骨文沒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戰(zhàn)國時代，由于社會的變革，封建割據(jù)沖破了漢字的統(tǒng)一規(guī)范。各種地方勢力和地方文化對漢字作了種種改造，或分化，或繁化，或簡化，但漢字發(fā)展的歷程并沒有中斷。作為漢字發(fā)展主流的秦系文字，出現(xiàn)了直線化、筆畫化的趨勢。尤其是在秦統(tǒng)一天下后整理、推行的小篆，字形簡化，形體固定，異體字減少，合文淘汰。秦系文字的進一步發(fā)展，終于導致漢字形態(tài)的巨變，產生了隸書。
隸書前的古漢字都以曲線構形以象實物之形。這種寫實性的曲線雖經小篆改為圓潤的線條，但象形的表意作用仍很突出。隸變將圓潤的線條改為方折的筆畫，使?jié)h字的書寫徹底擺脫了“描繪”而成為符號的書寫。隸書大大簡化了漢字的形符。許多以不同實物為摹寫對象的形符被簡化成單一的符號。如隸書中“鳥”字的四點，在小篆中是鳥爪的象形符號；隸書中“燕”字的四點，在小篆中是燕尾的象形符號；統(tǒng)一改為四點后，這些字的象形作用顯然淡化了。由于形符的簡化和統(tǒng)一，許多字難以看出本義。在符號化的進程中，漢字在象形的作用上付出了代價。
但隸變并沒有改變漢字象形表意的性質，只不過使?jié)h字的象形表意手段大為簡化了。隸變后的漢字依然可以有一定的索形依據(jù)。例如“車”字在甲骨文中畫有車廂、車輪、車衡、車轅、車軛、馬、轡、車轄。隸書中的“車”，仍可以看出一個車廂和兩個象征性的車輪?！敖恰弊衷诩坠俏闹邢笈＝切?。隸書中的“角”字上部仍呈角形，等等。在古漢字中，同一個象形符號無論作單字還是作偏旁都是一樣的形狀，而在隸書中，“手”形作偏旁則左有“打”，下有“拳”，上有“看”；“示”形作偏旁則左有“祖”，下有“祭”等等。從這些偏旁也可以看出，隸變后的漢字結構雖然褪去了古漢字原始的象形特征，但在它的筆畫態(tài)勢中依然保留了相當程度的象形表意的理據(jù)，而同時，隸變后的漢字又大大便于書寫了。顯然，這是漢字表意功能在發(fā)展中的自我完善。
漢字數(shù)千年的發(fā)展過程，是其與生俱來的象形表意功能不斷完善的過程。世界上許多文字都曾經歷過圖畫文字的階段，然而后來大多走上了用字母記音的發(fā)展道路，成為語言符號的符號。而漢字卻把它的以形示意的文化形態(tài)發(fā)展，保存了下來。為了適應漢語表達的需要，漢字在表示詞音上發(fā)展過多種手段，但它的邏輯框架依然是以表意為核心，形成其獨具一格的文化樣式。許國璋對漢字的符號概括性的分析和評價，有助于我們深刻認識漢字及其文化特征。
注釋：
*《許國璋論語言》，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1年版，第75頁。以下引許書只注明頁數(shù)。
目前，我國的體育新聞報道中越來越注意運用漢語言文學中的創(chuàng)作手段和方法，而且體育新聞曾經也一度成為了新聞界和體育界熱議的話題，體育新聞報道中也越來越注重對人文關懷的特寫，并且隨著我國體育事業(yè)的快速發(fā)展，體育傳媒事業(yè)在新聞領域更加顯得有激情和活力。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人文關懷已經成為了時代特別關注的一塊，不僅是漢語言文學所追求的真善美的重要的內容，而且也是體育事業(yè)發(fā)展中的重要的一塊。體育中心的人文關懷是真善美工作的重要表現(xiàn)，與漢語言文學中追求的真善美有一定的相同之處。所以，體育新聞報道中的人文性關懷與漢語言文學在追求真善美方面追求一致。由此看來，漢語言文學與體育融合的可行性最突出的體現(xiàn)就是新聞報道中的人文性關懷，而且體育新聞報道中所運用的文學題材與漢語言文學也是息息相關的。
2、體育文學的發(fā)展
2.1、體育文學的發(fā)展情況
隨著體育事業(yè)的蒸蒸日上，體育研究越來越受到時代的推崇。并且研究的范圍已經涉及到各個領域，雖然以體育為題材的體育文學確實比較冷淡，但是體育文學這方面的發(fā)展?jié)摿€是相當大的。漢語言文學與體育融合的可行性的第二個表現(xiàn)就是在體育文學方面的發(fā)展，研究這一方面，有利于促進體育文學和體育事業(yè)的繁榮和發(fā)展。體育文學在我國文學發(fā)展史上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在一段時期內，由于社會的轉型，體育文學曾處于一度的低靡期，與我國文學發(fā)展并不是同步的，甚至是落后于我國文學的發(fā)展。在體育文學發(fā)展的近期，體育文學也有許多的文學作品，而且這些作品有許多是借鑒了文學的體裁，在體育報刊雜志上也出現(xiàn)了與體育相關的內容，例如說，體育詩歌的發(fā)表，體育小說和體育戲劇的出現(xiàn)，增加了許多的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這種趨勢的發(fā)展為漢語言文學中文學的發(fā)展增加了不少的色彩，同時也豐富了漢語言文學中文學的內容。從另一個方面來講，體育比賽的前后都具有強烈的藝術感和思想深度，在某種程度上，體育與文學所表現(xiàn)出來的特點是有深層次聯(lián)系。
2.2、體育文學的發(fā)展表現(xiàn)
近幾年來。我國的體育事業(yè)的發(fā)展取得了非常惹人矚目的成績，以前一貫發(fā)展較為冷淡的體育文學在近幾年來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例如說，中國古典文學與體育的融合方面。中國的古典文學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精髓部分，古典文學與體育相融合的體育文學具有極其重要的并且獨特的文化價值和健身功能。這種古典文學與體育相結合產生的體育文化不僅傳播了我國的傳統(tǒng)文化，而且對我國體育的發(fā)展和文學的發(fā)展都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同時也會推進我國體育事業(yè)與文學的快速發(fā)展。除此之外，文學中融入了體育中動態(tài)的因素，使得文學中靜態(tài)的因素與體育中動態(tài)的因素充分地結合起來，更加突顯出漢語言文學與體育融合的協(xié)調與一致。體育文學的發(fā)展變現(xiàn)還體現(xiàn)在一些具有代表的體育文學作品當中，例如中篇小說《足球流氓》，這篇小說不僅寫出了一種當時環(huán)境下的一種特殊的文化，同時也呈現(xiàn)了體育界一種特殊的真實形態(tài)。還有體育網(wǎng)絡文學的發(fā)展，代表作有李尋歡的《足球男人》等，這些體育網(wǎng)絡文學雖然只是一些散文、隨筆或者是評論，但是他們真實的反映出體育文學當中的多元化顯現(xiàn)，既凸顯了體育的發(fā)展狀況又顯示了漢語言文學中的一些寫作方法和手段。以上所表現(xiàn)的就是漢語言文學與體育融合的可行性的第二個表現(xiàn)，即體育文學的發(fā)展。通過研究漢語言文學與體育融合的可行性分析，不僅可以為體育文學的發(fā)展提供必要的參考價值，更重要的是能夠促進我國的體育文學的快速繁榮發(fā)展。
3、結語
我們在研究中還發(fā)現(xiàn)，一種語言的語法特點往往跟記錄這種語言的文字形式也有許多關系。雖然語言是先于文字而存在，但文字的出現(xiàn)必然要適應并有利于這種語言的存在和發(fā)展。也就是說，一種文字與被記錄的語言，必然在語音、詞匯和語法上存在著有機的聯(lián)系，否則，這種文字就會失去長存的資格。當然，文字與語言的哪一要素聯(lián)系得較明顯，這會因文字的特點不同而有所偏重。從漢字來看，它與漢語語法的個性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漢字的特性適應并支持了漢語語法的意合特點，同時，漢語語法性征也是漢字得以長存的因素之一。
漢字是現(xiàn)代世界上各種記錄語言的文字中唯一繼承傳統(tǒng)而被保留下來的文字。它與音節(jié)文字、音素文字構成當今文字的三大類型。音節(jié)文字與音素文字是通過記音而達到記義的。漢字作為表意文字則是直接記義的。它在記音方面不甚明顯，也就是說，漢字在聯(lián)系語音方面的功能是較弱的。在漢語圈中，同一漢字在不同方言區(qū)可以讀不同音而在意義的理解上卻又是相同的。所以，漢字的功能特征在于它的表義性。它是建構在音形義相互聯(lián)系的基礎上的。其最大特點是既以形表音，同時又以形表義；其間音與義是通過形體建立聯(lián)系的，即音與義之間是間接取得聯(lián)系的。我們可以把這種現(xiàn)象稱為漢字的三維結構。有如下圖所示：
形體
語音……語義
（虛線表示間接性）
因此，對于漢字，就有了聽音尚難辨義，識音則能解義的特點。另外，如上文所述，漢字是以表義為中心的，所以它又具有開放性特征。一個形體，在漢語中，不僅僅允許它在不同時代、不同方言中取不同的讀音而獲得同一意義，甚至還可以為語音系統(tǒng)與漢語迥異的其他民族語言（如日本、朝鮮、越南）所借用。
由于漢字的表義是體現(xiàn)在形音義一體化上，因此，可以說每一個漢字基本上都是音義的結合體，這與語素是音義結合體這一特點是相吻合的。傳統(tǒng)的語文教學被稱做“讀書識字”，我以為這正說到了點子上。問題還不僅僅到此，關鍵是在于識字就能讀書上。這說明了一個很重要的語言現(xiàn)象，漢語語句構造是依賴語義勾聯(lián)起來的。我們只要從掌握漢字的字形入手，了解了一個個漢字的音也就懂得一個個漢字的義，同時從這些串聯(lián)成句的字義中又可領會出句義、文義。古人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也就在一個“悟”上?，F(xiàn)代語言學的任務，就是要揭示在“悟”的背后的語言人文主義特點，挖掘其中的規(guī)律。因此，研究漢字和語法的關系當然也是這方面的重要課題之一。下述三個方面是我們在探索中獲得的幾點認識。
其一，漢字的表義性適應了漢語語法的彈性特征。我們知道，語言的組合序列有如一條長鏈，鏈鏈相扣，環(huán)環(huán)相接，其間每個語詞乃至每個漢字都是語言中的一個鏈子。在漢語中，這種鏈式序列可以允許人們根據(jù)需要取去某些鏈子（語詞）而不影響達意，其銜接處可以完好如初。所以說，漢語語法的彈性特征恰恰表現(xiàn)在意合性上。意達而詞之多寡可隨意增刪。神經病理語言學實驗表明，人們記憶句子和理解句子，并不記憶句子的形式。人的大腦神經系統(tǒng)加工處理的不是語音，而是語言所運載的信息，即語義。漢字的缺點是與語音聯(lián)系不緊，但它在對于字義的理解上顯然優(yōu)于拼音文字。因為漢字的規(guī)律就是文字形式與概念間的聯(lián)系比較緊密。拼音文字的字形是以代表音素或音節(jié)的字母連綴而成的，人們在掌握字母和拼法之后，一般可讀出字（詞）音來，如果其意義正好是在口語中已熟悉了的，他也可以同時明白詞義。但在一些國家的閱讀教學中，也常常出現(xiàn)會拼、會讀而不知句子含義的“語義性失讀癥”。然而，漢字的字形和字音都服從于語義，表現(xiàn)出語義，因此，學習漢語的人很少出現(xiàn)能讀音而不理解意義的現(xiàn)象。這就是說漢字具有知音解義的特點。這種特點有力地支持了漢語語法的彈性特征。漢語語法表達中的重意義支點，輕形式配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漢字的這種表義性征。句子中的語詞彈性現(xiàn)象主要地體現(xiàn)在漢字上。漢字的塊狀和可拼合性為漢語語法的“隨表達意圖穿插開合，隨修辭語境增省顯隱”〔2〕和以意義支點為中心的表達意識提供了豐厚條件。
其二，漢字的單音節(jié)語素性質適應了句法中的韻律需求。漢語作為一種帶有濃厚文化背景的民族語文，其注重韻律的特點是這樣的明顯，它不但講究句子的抑揚頓挫鋪排，而且還講究句子音節(jié)的多寡對應。一般觀點認為，句子是由詞組合而成的。漢語的詞，在古代以單音節(jié)為主，字即是詞。在現(xiàn)代，漢語詞匯已向雙音化發(fā)展，古漢語的詞延傳到現(xiàn)代大多降級為語素，因此，字又相當于語素。雖然如此，但傳統(tǒng)的文化征性并沒有因此消失。漢語語素具有靈活性，它可以根據(jù)需要而隨時升格（還原）為詞。據(jù)統(tǒng)計，漢字中仍能獨立成詞的約有2000字，在現(xiàn)代漢語日常生活的語料中，這些作為詞而獨立運用的字，其出現(xiàn)率為61％。至于那些不成詞的實語素，在一定的語境中也可以成詞。例如，在“夾道迎接”、“雙喜臨門”、“擁被而臥”中的“道”、“臨”、“擁”這些字都是詞，它們體現(xiàn)的正是字所代表的意義。另外，由于漢字的表義性，使得現(xiàn)代漢語雙音節(jié)詞在表達中既可選擇單字（單音節(jié)）形式也可選擇復字（雙音節(jié)）形式，從而有效地調節(jié)了語言的節(jié)奏，使句子的結構勻稱，音節(jié)配合和諧。如“學?！笨烧f“校”，“月亮”可說成“月”，“時候”可說作“時”，“開始”可說為“始”，“工廠”可簡作“廠”等等。有時根據(jù)表達需要，多音節(jié)詞還可以隨意拆合，依賴漢字表義特性加以運用，使字（語素）升格為詞。如“青春痘”一詞可以拆成兩個詞，“我們要青春，不要痘”（廣告語）就是一例。漢語的對偶句對音節(jié)的選擇更是顯示了漢民族語言文化的傳統(tǒng)——漢字對組詞成句的特有作用。這方面行家已有諸多論述，不在這里贅述了。
其三，漢字的塊狀整體認知適應了漢語語法的整體認知特征。漢人的思維觀在于注重整體性。人體生理學的研究表明，中國人的思維偏重于大腦右半球。而右腦主管的能力正是具體性的能力，綜合性的能力，類推性的能力，空間性的能力，直覺性的能力和整體性的能力?！?〕這些特點在漢語言文化中表現(xiàn)很突出。例如，漢人傳統(tǒng)的舞臺藝術表演，一舉手一投足，都能令人由個體、局部想到整體、全貌。漢人對漢字的理解也是抓住整體輪廓。漢字是一種高形差度的文字，印刷模糊，殘缺筆畫部件，甚至遮去一半字體，仍能認讀。這對于拼音文字來說，是難以想象的。由此，我們聯(lián)想到近年來有人提出的漢字上的“識繁寫簡”問題。這個提法適合不適合當前的實際需要，我們不妄加評論。但有一點，“識繁寫簡”是符合漢民族整體認知的文化心理的。在這方面，有許多人有過親身體驗。那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在識字上就有這么一個特點，用繁體字印刷的古典作品，他們閱讀下來幾乎沒有問題，但如果請他們寫幾個字，可就為難了。這里面說明了這么一種現(xiàn)象——他們能讀能認繁體字，但無法書寫出來。他們在認字時是運用整體認知原則的。這種整體認知在漢語語法中也有許多表現(xiàn)。從現(xiàn)行語法觀看，有些句子是屬于成分殘缺的，但人們在閱讀理解時并不困難。例如，“自行車下坡請減速！”“一個孩子好！”這些句子用現(xiàn)行語法理論都很難給予合適的分析。但在交際中卻是達意的好句子。因為人們是從整體上去把握句子的，而不是像印歐語一樣從形式入手去理解內容的。更有趣的是下面這兩句話詞序不同，意思竟然相同，交際者從來不引起誤解：
在家里我對兒媳像閨女一樣，
│兒媳對我也像親媽一樣。
│在家里我對兒媳像親媽一樣，
兒媳對我也像閨女一樣。
讓外國人理解，就不明白“閨女”換“親媽”，意思怎么還會相同呢？其實這兒正好充分體現(xiàn)了漢人所具有的抓意義支點——“我對兒媳”、“兒媳對我”，從而進行整體領悟的能力。從上述分析可見，漢人在認識漢字和漢語語法上具有一種通約性。這也是漢字之所以從創(chuàng)始以來幾千年而不廢的原因之一。從中亦可看出漢語語法之不重形式而重意合的民族文化傳統(tǒng)。
由此，我們還可以推論，假如有朝一日漢字的方塊形體改為世界共同的拼音文字，漢語語法不能不隨之發(fā)生變化，走上形態(tài)特征的道路。因為漢字的見形識義、識音解義、以意義為重心的特點和漢語語法具有十分深刻的共通性，漢字為漢語語法特點的存在提供了諸多方便。
從目前來看，漢字與語言的關系在字音、字義方面已經有許多成果，但在漢字和漢語語法的關系上尚屬未開墾的處女地。我們希望這個領域今后越來越引人注視，會有更多的同仁參與探索、挖掘其間規(guī)律，從而促進漢語言文字的理論研究深入發(fā)展。那么，本文的寫作目的也就達到了。
注：
〔1〕拙文《論漢語語法的彈性特征》，載《漢語學習》1989年第3期P4—6。
漢語言文學作為高校重要的課程之一，已經成為大學素質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審美教育又是漢語言文學專業(yè)的主干性理論課程，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培養(yǎng)學生美學理論素養(yǎng)和審美能力。我們甚至可以說，美學教育對于大學生提高對于漢語言文學作品的分析評價能力具有重要的基礎性作用。因而，漢語言文學教學必須把審美教育很好的融入其中，加強人文精神的教育，把培養(yǎng)審美能力作為漢語言文學教學的重要目標之一，這也是大學生能夠適應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的社會需要。但是，目前我國高校的審美教育更多的是停留在理論層面，而非可操作的實際實施階段。事實上，審美教育具有非常豐富的內涵，而漢語言文學本身就具有審美教育功能，因而，我們利用漢語言文學作品來實施審美教育是完全行得通的。那么，到底該如何在漢語言文學教學中具體實施審美教育呢？
二、漢語言文學教學現(xiàn)狀
作為一個具有悠久歷史而又跟隨時代步伐的專業(yè)來說，漢語言文學專業(yè)培養(yǎng)的人才應該具有較強的審美能力，既能發(fā)揮自己的專業(yè)特長來服務社會，創(chuàng)造一定的社會價值，也能通過塑造自身的優(yōu)秀人格，不斷提升自己的審美品位來傳承和發(fā)揚光大我們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文化。但是，理想是美好的，實際的漢語言文學教學過程中卻存在著不少問題。首先是漢語言文學的課程設置有一定的問題，其課時顯然不夠，授課形式也不夠先進，從而導致了漢語言文學課程在教學的過程中難以深度挖掘，并且由于其實踐課時間不充足而使得對于學生的專業(yè)技能培養(yǎng)不足；當前很多學生的漢語言文學專業(yè)知識功底并不深厚，但是卻能順利畢業(yè)，這充分說明了當前的漢語言文學專業(yè)的課程考核制度和形式存在較為嚴重的缺陷和紕漏，教學過程過于重視結果，忽視過程，重視理論，忽視實踐；還有很多漢語言文學專業(yè)的學生雖然選擇了該專業(yè)，但是，他們并不真正從內心里喜愛這門課程，導致了他們缺乏強烈的課程認同感，影響了學習興趣，也使得他們缺乏對傳承偉大文化遺產使命的光榮感，從而他們的專業(yè)文化素質并不高。
三、漢語言文學教學中審美教育實施的具體措施
漢語言文學教學中必然會涉及到文學作品，而我們知道，閱讀文學作品本身就是一種美的享受，因為漢語言文學教材中收錄的文學作品基本上都是中外的名家名作，可以說是他們思想人品等“最完美的濃縮”，對于培養(yǎng)學生藝術審美能力，提高他們的整體素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作用。那么，我們到底該如何在漢語言文學教學中實施審美教育呢？具體來說，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嘗試和實踐：
1．漢語言文學教學中要充分挖掘出文學作品中展示的藝術境界，挖掘各種審美因素。我們要努力引導學生對課文所描繪的美進行鑒賞的同時，還要引導他們注意其外部結構的表現(xiàn)形式和內部結構的情感滲透，從而培養(yǎng)學生的審美感知能力，體會作品意境美。一般來說，文學作品本身具有審美功能，我們要充分利用文學作品的這種特質來引導學生發(fā)現(xiàn)作品本身美的魅力，產生深切的情感體驗，進而逐漸形成審美感受、審美意向與審美品位。
2．我們知道，興趣是學習最大的動力，因而，漢語言文學教學過程中也要注重對于學生學習興趣的培養(yǎng)和激發(fā)，從而通過引導學生增強學習漢語言文學的興趣來達到審美的目的。應該來說，作為年輕一代的大學生來說，他們是有強烈的求知欲望的，因而，漢語言文學教學就要充分利用這一特點，通過文學作品的本身魅力來激發(fā)學生們對于知識的強烈渴望，積極引導他們發(fā)現(xiàn)并研究文學作品的內在美，從而達到審美的目的。具體來說，漢語言文學教師可以利用作品的文情并茂來調動學生的感情，把作品寄寓的情思化為學生的真實感受，從而使得文學作品能夠發(fā)揮打動人，感染人的作用，繼而使得學生產生美感。
一研究漢語語法學史，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在《馬氏文通》問世前有沒有作為語言學分支學科的漢語語法學的問題。綜觀以往的漢語語法學史論著，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意見是不一致的，概括起來有四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中國古代沒有語法學這門學問，甚至連語法學的觀念也沒有，語法學是19世紀末從西方引進的，1898年馬建忠的《馬氏文通》出版后，中國才開始有漢語語法學。
第二種意見認為：中國古代沒有比較完整和比較系統(tǒng)的語法學著作，可是這并不等于說中國古代沒有語法學，語法學的萌芽自春秋戰(zhàn)國時代就產生了。
第三種意見認為：中國古代的語法研究有自身的特點，既然虛詞是漢語語法學中的重要內容，那么就該承認虛詞的研究具有語法學的性質。
第四種意見認為：作為描寫和研究不同語言的語法學，有著鮮明的民族特色，漢語語法學的雛形當以元代盧以緯《語助》問世為標志。
不難看出，第一種意見認為漢語語法學是1898年誕生的，誕生的標志是《馬氏文通》的問世；在《馬氏文通》問世之前，中國古代根本就沒有語法學，語法學純粹是從西方引進的。很明顯，這種意見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國在《馬氏文通》問世前有語法學存在的事實，即使是《馬氏文通》問世以后中國有了漢語語法學，也不是中國自己的東西。因此，我們認為這種意見不但與漢語語法學的史實不符，而且于邏輯事理也是不能自圓其說的。關于漢語語法學史的史實，后面將有說明。這里著重分析一下這種意見的自相矛盾之處。首先，既然以《馬氏文通》為代表的語法學是從西方引進的，那么它就沒有資格稱為漢語語法學，只能叫做中國的西方語法學。語言學發(fā)展的歷史告訴我們，引進包括語法學在內的語言學理論和方法，必須在本民族語言學理論和方法的基礎上才能產生預期的效果。也就是說，西方語法學絕不可能在本民族語法學的一片空白的土壤上立足。其次，既然《馬氏文通》問世后中國有了漢語語法學，那么就不能不承認《馬氏文通》問世前或問世時就存在漢語語法學或漢語語法學的萌芽這樣的事實，可是，持第一種意見的學者卻斷然否定了這樣的事實。這就是第一種意見不能自圓其說的癥結所在。
第二種意見認為中國在《馬氏文通》問世前就有語法學，語法學的萌芽從春秋戰(zhàn)國時代就產生了，而且語法學的誕生不以有比較完整和比較系統(tǒng)的語法學著作為標志。我們認為這種意見是立足于漢語語法學的史實來觀察問題的。持這種意見的學者不但承認《馬氏文通》問世前有語法學的萌芽，而且承認有語法學的存在。更為可貴的是沒有用西方語法學的相當成熟了的范本去評判漢語語法學的事實，也沒有把相當成熟了的漢語語法學的著作《馬氏文通》作為漢語語法學誕生的標志。這種意見的不足之處是沒有明確肯定漢語語法學是何時誕生，是以什么作為誕生標志的。也就是說，沒有在漢語語法學的萌芽和漢語語法學的誕生之間劃出明確的界限。
第三種意見也是立足于漢語語法學的史實上來觀察問題的，但比第二種意見又進了一步。這種意見肯定了漢語語法研究是同漢語語法的基本特點相適應的。漢語語法是缺乏嚴格意義的形態(tài)變化的，語序和虛詞是十分重要的語法手段，因此，漢語語法研究自然就把重點放在句法特別是虛詞方面。這樣，虛詞的研究當然就成了漢語語法學的重要內容。就這點而言，漢語語法學與西方語法學有顯著區(qū)別。持這種意見的學者，理所當然地就肯定元代盧以緯的《語助》是中國第一部研究文言虛詞的語法專著。但不足的是也沒有明確指出漢語語法學是何時誕生，是以什么作為誕生標志的。
第四種意見從各民族語言的語法學的共性和個性對立統(tǒng)一的觀點出發(fā)，認為漢語語法學有鮮明的民族特色，這種特色是由漢語語法的民族特色決定的。因此，持這種意見的學者把《馬氏文通》問世前的漢語語法研究劃分為兩個階段，以元代盧以緯的《語助》問世作為前后兩個階段的分界點，并明確提出《語助》是漢語語法學的雛形。也就是說，《語助》是漢語語法學誕生的標志。我們認為這種意見是符合漢語語法學史實的。我們認為，判斷中國古代有沒有語法學，首先必須有一個最基本的觀察問題的出發(fā)點，其次還要有足以構成該學科成立的一些基本條件。
我們認為最基本的一點就是應該從漢語語法學的實際出發(fā)，而漢語語法學的實際又確實是同漢語語法的特點密切相關的。呂叔湘、熙先生在50年代初就說過：漢語的詞是沒有形態(tài)變化的，所以漢語的語法也可以分成句子的結構和虛字的用法兩部分，不過這兩部分不能完全分開，因為有些虛字是和句子結構有關系的。①我們認為呂、朱兩位先生的看法講出了漢語語法學的特色，勾勒出了漢語語法學的框架，是同印歐語法學有顯著區(qū)別的。我們還認為語法學科的成立至少應該具備以下幾個條件：第一，要有特定的研究對象，即語言結構規(guī)律本身；第二，這種研究應該是獨立的系統(tǒng)的，而不是順帶的零星片斷的；第三，這種研究要有為一定目的服務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第四，要有比較系統(tǒng)、比較完整的著作作為標志，并且對當時和后世產生比較深遠的影響。如果用這些條件來衡量《語助》，應該說《語助》標志著中國古代語法學科的誕生，或者說《語助》已是漢語語法學的雛形，盡管它還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缺點。從這個基本認識出發(fā)觀察《馬氏文通》問世前的漢語語法研究成果，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先秦至唐宋時代的漢語語法研究的確還屬零星片斷的，但是到了元代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就出版了盧以緯的體現(xiàn)漢語語法特點的系統(tǒng)的虛詞專著《語助》。這部著作收66組虛詞或跟虛詞有關的短語，共136個詞條，其中單音節(jié)詞68個，復合詞和短語68個。它有著獨特的研究路子，即從語氣角度對虛詞進行分類和綜合分析，重視虛詞與實詞在語法功能上的區(qū)別，有針對性地區(qū)別虛詞在不同句法位置上的不同作用，注意詞和短語的區(qū)別，通過虛詞的語法作用來分析句型句式等。②應該說，《語助》已不再是文字學、訓詁學的附庸，而是開創(chuàng)了獨立地對以虛詞為重要內容的漢語語法進行綜合研究的局面，構建了體現(xiàn)漢語語法特點的漢語語法學的初步框架，并且對后世的《虛字說》（袁仁林）、《助字辨略》（劉淇）、《經傳釋詞》（王引之）乃至《馬氏文通》等語法著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此，《語助》的問世應該是漢語語法學誕生的標志。
二在漢語語法學史研究中遇到的第二問題，是根據(jù)什么標準去評價漢語語法學現(xiàn)象。如果運用的標準不同，那么對同一語法學現(xiàn)象就會有不同的評價，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兩種評價。如果運用的標準是不科學的，那么在評價某一或某些語法學現(xiàn)象時就會得出錯誤的結論。相反，如果運用的標準是科學的，那么就會正確評價各種語法學現(xiàn)象，得出符合客觀實際的科學結論。
以往的漢語語法學史論著，應該說都是根據(jù)一定標準去評價史實的方方面面的。比如，對中國古代或《馬氏文通》問世前有沒有語法學這一具體問題，學者們之所以有不同意見，就是因為從不同標準出發(fā)觀察問題的結果。概括起來，學者們用來評價漢語語法學現(xiàn)象的標準大致有三個：一個是“因西文已有之規(guī)矩”的以西律中的標準；一個是用現(xiàn)代語法學觀點衡量古代語法學現(xiàn)象的以今律古的標準；一個是從漢語語法學史實出發(fā)，堅持共性和個性對立統(tǒng)一觀點的實事求是的標準。我們贊成第三個標準。
有的學者斷言中國古代沒有語法學，或者說《馬氏文通》問世前沒有語法學。他們?yōu)槭裁磿贸鲞@樣的結論呢？這是因為在他們的頭腦里早就裝著一個語法學范本，這個范本就是西方已經發(fā)展得相當成熟了的源于希臘和拉丁語法學的18世紀的傳統(tǒng)語法學體系。他們認為，在中國跟西方語法學范本最接近的語法著作是《馬氏文通》。于是，《馬氏文通》就成了中國有語法學的標志，在此之前中國當然就沒有語法學了。
不可否認，世界上各種語言的語法是有共性的，語法的共性粗而言之至少表現(xiàn)在都存在著詞有一定的類別和語句有一定的構造規(guī)則上。但是，這種共性又表現(xiàn)在具體語言的語法的個性之上。換句話說，各種具體語言的語法既有共同之處，又有這樣或那樣的差別。漢語和印歐語都存在著詞的類別問題和語句構造問題。但是，漢語在詞類問題上，實詞和虛詞相比，虛詞占有非常重要地位；在語句構造問題上，短語和句子的構造規(guī)則是基本一致的。③印歐語在詞類問題上，實詞和虛詞相比，實詞由于有形態(tài)變化，因而在語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語句構造問題上，短語和句子的構造規(guī)則是不一致的。因此，中國古代的漢語語法研究是以虛詞和句讀為重點的，而印歐語的語法研究是以實詞的形態(tài)變化和主謂二分的句子構造為重點的。持以西律中標準的學者，沒有把語法學的共性和個性統(tǒng)一起來去看問題，而是以西方語法學的特殊性否定了漢語語法學的特殊性。這怎么能得出正確結論呢？
另外一些學者也斷言中國古代或《馬氏文通》問世前沒有語法學，是用以今律古的標準衡量中國古代漢語語法研究成果的結果。其實，漢語語法學跟西方語法學一樣，都經歷了由萌芽、初創(chuàng)再到成熟的過程，都不是短時間內形成的。在這些學者中，有的并沒有全盤否定《馬氏文通》問世前的漢語語法研究成果，但是卻認為統(tǒng)統(tǒng)是漢語語法學萌芽，只有《馬氏文通》才是漢語語法學的初創(chuàng)的標志。
我們認為這種看法也沒有正確反映漢語語法學的實際。不錯，馬建忠在評價自己的著作時曾說：“斯書也，因西文已有之規(guī)矩，于經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證繁引以確知華文義例之所在?！雹荞R建忠所說的“因西文已有之規(guī)矩”，是借鑒西方語法學的意思；“于經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是與漢語語法進行比較的意思，并不是全盤照搬西方語法學。馬氏在序言里對我國古代的漢語語法研究成果是給予一定肯定的。比如，對《學記》中的“離經辨志”說，對劉勰《文心雕龍·章句》中關于字、句、章、篇的論述以及關于虛詞的分類說等，都推崇備至。當然，由于時代的局限，馬氏不可能對《馬氏文通》問世前的漢語語法研究成果及漢語語法學發(fā)展史作出準確全面科學的評價。但是，這也足以說明《馬氏文通》不是純粹的舶來品，而是在漢語語法研究固有成果的基礎上，借鑒西方語法學的新知，而成就的一部相當成熟的古漢語語法著作，已經不是什么漢語語法學的初創(chuàng)之作。因此，拿一部已經相當成熟了的古漢語語法著作《馬氏文通》當作漢語語法學誕生的標志，是不妥當?shù)摹?/p>
持以西律中標準的學者心目中的西方語法學本身，實際上是經歷了由萌芽、初創(chuàng)再到比較成熟的發(fā)展過程的。西方語法學的萌芽，大約始于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前4世紀，一般認為古希臘柏拉圖的對話錄《克拉底洛篇》是西方語法學萌芽的代表作，它是從哲學角度研究語言起源和語言結構問題的。西方語法學的初創(chuàng)，當推被美國學者布龍菲爾德譽為“人類智慧的豐碑之一”的古印度人波尼尼的《波尼尼經》。這部語法書大約形成于公元前4世紀，它是一部梵語語法書，用3996條經句概述了梵語的語音結構、詞語的構成及變化規(guī)則。值得注意的是，初創(chuàng)的西方語法學是包括語音學內容的，并不是純粹的語法學。同時，所謂語法學的內容也并不是從一開始就全而又全的。比如，亞里斯塔克的學生特拉克斯對他的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作了系統(tǒng)的整理，他自己也發(fā)現(xiàn)了一些語法范疇，明確了名詞、動詞、分詞、冠詞、代詞、前置詞、副詞、連接詞等詞類的定義，因而被西方學者贊譽為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語法體系。其實，用我們今天的標準衡量，特拉克斯的語法體系并不完整，至少是沒有句法內容的。西方語法學的成熟，一般認為是以在18世紀形成的傳統(tǒng)語法學為標志的，它把語法學分為詞法和句法兩大部分，它的某些術語、概念、規(guī)則和理論一直在西方一些國家的語法教科書中沿用至今。無論持以西律中還是持以今律古標準的學者，斷言中國古代沒有語法學，都是用18世紀以來形成的相當成熟的西方語法學的范本來衡量《馬氏文通》問世前的漢語語法研究成果的結果。
當然，各民族語言學中的語法學的萌芽、初創(chuàng)再到成熟，在時間上不會是完全同步的。西方語法學的萌芽至初創(chuàng)只經歷了大約一兩個世紀的時間，而從初創(chuàng)到成熟大約經歷了兩千多年的時間。漢語語法學的萌芽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五世紀，即戰(zhàn)國時代齊人公羊高口說流傳的《公羊傳》?？墒菨h語語法學從萌芽到初創(chuàng)的時間卻比西方語法學長得多，大約直到公元1324年，即元代泰定元年《語助》的問世，才標志著漢語語法學初創(chuàng)的開始。從初創(chuàng)到成熟大約又經歷了五百年的時間，漢語語法學走向成熟的標志就是1898年《馬氏文通》的問世。這里所說的語法學的初創(chuàng)，是語法學已經初具規(guī)模，已經獨立形成學科的意思。初創(chuàng)階段的語法學，應該具有基本上反映本民族語言的語法的主要特征的性質，但在一些方面還存在著這樣或那樣不完善的問題。我們認為這樣觀察和分析中外各種語言的語法學現(xiàn)象才比較客觀，才是對語法學史實的尊重。
以往，一些學者一提到《馬氏文通》就說它是“模仿”之作，接下去就說它只能算是漢語語法學初創(chuàng)的標志。這樣評價《馬氏文通》實際上也是一種以今律古的表現(xiàn)。我們認為應該給《馬氏文通》以正確的評價，這涉及到正確把握漢語語法學發(fā)展脈絡的問題。我們很贊成王海先生的意見：“《文通》的模仿，除‘次’的范疇外，大多表現(xiàn)在個別問題上，如：個別詞類中小類的設立，個別句子成分的確定，個別句子的分析等。而《文通》的創(chuàng)新，則表現(xiàn)在整個體系上?！段耐ā敷w系既有宏觀的高度概括，又有微觀的深入開掘；既有普遍規(guī)律的闡述，又有專書特點的揭示，是一個相當完備、相當精深的古漢語語法體系?！雹菀虼?，我們認為把《馬氏文通》看作漢語語法學步入成熟階段的標志比較合適。這點可以從它問世以后的深遠影響得到證明。拿本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一些語法論著跟它相比，無論是內容的廣度還是深度上大都比它遜色。即使到了今天，我們還可以從它那里學到許多東西。
總起來看，研究漢語語法學史既不能以西律中，也不能以今律古，應該尊重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用語法學的共性和個性對立統(tǒng)一的觀點去分析評價語法學現(xiàn)象，從中理出作為漢語言學一個分支學科的漢語語法學從萌芽、初創(chuàng)再到成熟的發(fā)展脈絡，從而得出正確的結論。
三研究漢語語法學史的學者都很關注元代盧以緯的《語助》，但是對它的評價卻是有分歧的。一種意見認為，《語助》是我國第一部研究虛詞的專著，是漢語語法學萌芽階段的語法著作。另一種意見認為，既然虛詞是漢語語法的重要內容，那么就應該承認作為研究虛詞的我國的第一部專著《語助》具有語法學的性質。再一種意見認為《語助》不但是我國第一部虛詞專著，而且是漢語語法學的雛形，因為它體現(xiàn)了漢語語法學的基本特色。
很明顯，前兩種意見都承認《語助》是我國第一部研究虛詞的專著，這種研究已不同于過去的零打碎敲地研究，而是從大量文獻中搜集材料，然后加以分門別類進行綜合研究。這兩種意見的不同之處是承認不承認《語助》的語法學性質。所謂語法學性質，就是語法學的根本屬性；有語法學性質，就是具有語法學的根本屬性。語法學的根本屬性是研究并說明客觀存在的語言結構規(guī)律，包括語法單位的確定，語法意義和語法形式的分類，語法結構框架的構建等。第三種意見比第二種意見又進一步，敏銳地從語法學的共性和個性對立統(tǒng)一的觀點出發(fā)，看到了《語助》是體現(xiàn)了漢語語法特點并初步構建了漢語語法學框架的價值。正如何容所說：“考察一種語言有多少種性質不同的表意單位，和它們怎樣配合變化以表示出很繁復的意思，而予以系統(tǒng)的說明，這是文法學的任務?！雹蕖墩Z助》抓住了漢語語法的作為語言結構中的重要環(huán)節(jié)虛詞這個內容，特別重視運用比較的研究方法，從虛詞角度切入并進而觸及到句子內部或句際間的語義結構關系以及詞類等問題。⑦因此，《語助》不但是我國第一部研究虛詞的具有語法學性質的專著，而且也應該說它是一部漢語語法學的初創(chuàng)之作。第三種意見說《語助》是漢語語法學的雛形是符合實際的。
前面已經說過，要正確評價語言學發(fā)展史上的種種問題，絕不能以西律中，也不能以今律古，不能用現(xiàn)代的觀點和模式去套歷史事實。學術界一般認為兩漢時期的《爾雅》、《方言》、《說文解字》和《釋名》等分別是中國古代訓詁學、方言學、文字學和語源學的奠基之作。這樣的評價，無疑是正確的，是唯物地歷史地辯證地觀察問題的結果。如果我們用當代的訓詁學、方言學、文字學和語源學著作去比附的話，那么《爾雅》等著作是相當幼稚或不完善的，甚至會發(fā)生懷疑它們究竟是不是某學科的奠基作的錯覺。對待《語助》也是一樣，也不能用現(xiàn)代的觀點和模式去苛求它。
我們說《語助》是我國漢語語法學的初創(chuàng)之作，還因為它不是一部孤立的語法著作，而是有著廣闊深厚的學術背景的。早在《語助》問世前，歷代學者就對虛詞和句讀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先說虛詞研究。這方面的研究在漢代及其以前還是零星片斷的，是在訓詁學、文字學等學科里所開展的順帶的研究。比如，漢代《爾雅》這部訓詁學著作的“釋詁、釋訓、釋言”三篇，基本上是以虛詞為研究對象的，其他各篇都是實詞?！对娊洝返拿鄠?、鄭玄箋，許慎的《說文解字》里就用過“詞”、“辭”、“語辭”或“語助”等術語指代虛詞。它們所研究的虛詞，大多相當于今天的助詞，有些則是副詞。虛詞的研究發(fā)展到南北朝和唐代，就已出現(xiàn)了專論，開始從訓詁學、文字學等學科中獨立出來，并逐步走上較為系統(tǒng)的研究道路。比如，南朝梁劉勰的《文心雕龍》就以在句中所處的位置為標準，把虛詞劃分為“發(fā)端”、“答刂句”和“送末”三個類別：“至于‘夫’、‘惟’、‘蓋’、‘故’者，發(fā)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答刂句之舊體；‘乎’、‘哉’、‘矣’、‘也’，亦送末之?？??！雹嗵拼谠獎t在《復杜溫夫書》中以在句中的作用為標準，把虛詞分為“疑詞”、“決詞”兩類：“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詞也；‘矣’、‘耳’、‘焉’、‘也’者，決詞也?！雹崴未奶撛~研究在以往的基礎上發(fā)展到以所有的詞為研究對象，并明確采用“實字”（相當于名詞）、“虛字”（相當于名詞以外的詞）這樣的語法術語，把漢語詞分為實詞和虛詞兩大類。除了區(qū)分“實字”和“虛字”外，宋代學者還區(qū)分了“動字”（相當于動詞）和“靜字”（主要指名詞，也包括形容詞在內），“死字”（指實字，也指靜字）和“活字”（等于動字）等。
再說句（句子）讀（主要指短語和分句）等語法單位的研究。為了讀懂古代經書，早在漢代就產生了句讀之學的萌芽。漢代王充說：“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shù)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雹?王充雖然沒有給字、句、章、篇冠以語法單位的字樣，但是他卻實實在在地確立了這幾種單位，而且論述了它們之間的聯(lián)系。劉勰則進而論述：“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lián)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qū)軫相異，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雹?劉勰從漢語的最小單位“字”談起，一步步闡述由字至句、由句至章、由章到篇的組合過程，并且特別強調句和章的作用，句是“聯(lián)字以分疆”的，章是“明情”達意的。總之，他是從語言形式和語義內容統(tǒng)一的角度論述語法單位的。再后來，學者們又把句法研究的重點放在了句和讀上。對句讀給予明確解釋的是唐代天臺沙門湛然，他說：“凡經文語絕處謂之‘句’，語未絕而點之以便誦詠，謂之‘讀’。”①2所謂語絕，也就是表達了一個完整意思；所謂語未絕，也就是還沒有表達一個完整意思。湛然的話，我們可理解為是在給句和讀下了明確的定義。到了元代，程端禮繼承并發(fā)揮了王充、劉勰和湛然等關于篇、章、句、字的理論觀點。他說：“既于大段中看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則作者之心不能逃矣。”①3盡管程端禮對漢語的四種結構單位還缺乏深刻的認識，但是他畢竟明確勾勒出了四種結構單位法則從大到小的層層制約的關系。
《語助》正是在這種廣闊深厚的學術背景下問世的。在它問世之前虛詞的研究實際上已支撐起了漢語詞法學的框架，句讀或篇章句字的研究已支撐起了漢語句法學的框架。《語助》則從系統(tǒng)論述常用虛詞入手形成了漢語語法學的雛形。
我們說《語助》是從系統(tǒng)論述常用虛詞入手形成漢語語法學雛形的。有兩層含義：一是它把以往漢語句法研究成果運用于虛詞的闡釋之中了，即把對虛詞的闡釋放在句法單位的句或讀當中了；一是它把以往漢語詞法特別是虛詞的研究成果繼承并更加系統(tǒng)起來了。比如，在解釋“也、矣、焉”時說“是句意結絕處”。①4在解釋“初、始、先是”時說“文字中著一‘初’字于句首自為一讀”。在解釋“而”時說“是句中轉折，帶此聲以成文見意。句首有‘而’字，亦是承上文轉說下意。句末有‘而’字，卻是詠歌之助聲，與‘兮’字相類”。又如，在解釋“者”時說“有‘者’前‘也’后，‘者’舉其說于前，‘也’釋其意于后以應之”，很明顯這是在聯(lián)系”……者……也”句式講述“者”、“也”的前后呼應關系。這雖然是在解釋虛詞，但是顯然是在運用以往關于句讀的研究成果。盧以緯對句和讀分得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又是把虛詞放在句和讀的語境中去解釋的?！墩Z助》對虛詞的論述不但是系統(tǒng)化的，而且在前人的已有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語助》的作者把他所認定的文言“語助”（大體相當我們今天所說的虛詞）按語義內容和語法功能兩個標準劃分了類別。按語義內容作者把“語助”分成66組，有的組只有一個詞，如“而”、“毋”、“惡”、“哉”等，有的組竟有9個詞語，如“何則、何者、何也、是何也、是何、何哉、何以、何如、如之何”等。在此基礎上，作者又按語法功能對大多數(shù)“語助”標明了類別，有用術語“××之辭”標明的，有用術語“××聲”標明的。這是盧以緯的創(chuàng)造，至少盧以緯的分類意識是更加自覺的。其中有“疑而未定之辭”（如“乎”、“已矣乎”），“自問之辭”（如“何則、何者”），“發(fā)語之辭”（如“粵”、“殆”），“嗟嘆之辭”（如“嗚呼、吁”；“噫、噫嘻”），“繼事之辭”（如“乃”），“禁止之辭”（如“毋”），“非然之辭”（如“豈”），“詠歌之助聲”（如句末的“而”、“兮”），“句末助聲”（如“止、忌、居、諸、且、思、斯”），“句絕之余聲”（如句末的“夫”、“歟”、“邪”），“語余聲（如“耳”）等。另外，作者對少數(shù)“語助”則是直接用語法功能的描寫來暗示其類別的，其中對某些連詞就是這樣處理的。如“雖然：承上文義，固是如此，又別發(fā)一段論文”；又如“然則、然而、不然：此皆承上文”。還有用跟俗語相比較的方法暗示其類別的。如“未嘗：俗語‘未曾’之意”，暗示其屬于用來否定動作或性狀的副詞。盧以緯除了把“語助”按語義內容和語法功能分為若干類別外，還對某些“語助”的用法進行了辨析。如“夫：在句首者為發(fā)語之端。有在句中者，與‘乎’相近。有在句末者，為句絕之余聲”。對虛詞用法辨析得如此細致入微，而且這種辨析跟句法的聯(lián)系又是如此緊密，都是大大超過歷代學者的。
《語助》不但對虛詞本身的研究達到了空前的水平，而且對虛詞和實詞作了比較嚴格的區(qū)分。比如，在解釋“庸、顧、殆”時說，“‘庸’訓常，訓用，‘顧’訓回視，然非語助，而有似語助者。”“殆，危也，也以‘殆’為發(fā)語辭者?！薄奥曤S語發(fā)，意不加重，且不訓本字義，此等字多有之，亦語助之類也?！边@是作者在利用前人關于實字和虛字的研究成果解釋實詞和虛詞集于一身的三個詞條。不難看出，作者所掌握的標準是科學的，所謂“訓××”的用法就是實詞，“不訓本字義”的用法就是虛詞，而且透露出許多虛詞是從實詞虛化而來的信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沒有使用現(xiàn)成的“實字”和“虛字”這樣的術語，而是用“語助”這個術語來指代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說的虛詞，用“非語助”來指代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說的實詞?！罢Z助”這個術語雖然在西晉杜預和唐宋時代孔穎達、陳彭年等人就在使用，但是用來指代相當于我們今天的虛詞，盧以緯還是第一個人。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確實是一種突破，反映了作者對實字和虛字的新的認識，為后人把動詞從虛字中分化出來奠定了基矗
《語助》的問世除了有廣闊深厚的學術背景外，還有廣闊深厚的社會背景。元代是我國歷史上由蒙古貴族居統(tǒng)治地位的封建制國家，也是一個民族大融合的時代。由于蒙古貴族統(tǒng)治者缺少濃厚的封建思想文化意識，“三教九流，莫不崇奉”，所以在客觀上有利于各民族語言文化的交流，出現(xiàn)了我國歷史上少有的多種語言文化交相輝映的局面。元代還是我國歷史上對外開放的極盛時期，中外人士頻繁接觸與交流，因此在當時實行了蒙古語、漢語和色目人使用的波斯語等語言并行并用的語言文字政策。柳詒徵在談到這個問題時說：“據(jù)至元詔書，則蒙古字未興之先，已以漢楷與畏吾兒字并用。蒙古字既頒之后，各國之字，仍副之而行，則蒙古未代宋之時，固亦通用漢文?！雹?這就是說，在元代至元以后，實行的是多語文并用的政策，以蒙古新字為官方第一文字，蒙古語為官方第一語言，漢語文和波斯語文等也是通用語文。
與此同時，元代統(tǒng)治者出于鞏固統(tǒng)治地位的需要，還在中央設立翰林院、蒙古翰林院和集賢院等機構，在其中都各置譯史之職，把漢文的經史典籍翻譯成蒙古文，便成了這些機構的一項經常性的主要工作。另據(jù)《元史·百官志》記載，蒙古翰林院的主要職責是譯寫一切文字，頒降璽書，以蒙古新字為官方文字，以其他文字副之。此外，忽必烈即帝位后還在中統(tǒng)三年（公元1262年）創(chuàng)設了各路提舉學校官，大力興辦各級各類學校；同時在京師則設立蒙古國子學，選蒙、漢、色目百官子弟入學，用蒙古語、漢語、波斯語等語言作為教學語言。
這種特殊的社會情況，給語言研究，特別是漢語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機遇，形成了元代漢語研究的鮮明特點，即非常重視現(xiàn)實課題的研究，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其中音韻學和語法學是成績卓著的兩個部門。元代的音韻研究一反以往沿襲《切韻》和《廣韻》的脫離實際語音的傳統(tǒng)方法，而是以當時活的漢語語音為研究對象，描寫并反映了當時漢語北方話的實際語音系統(tǒng)，編寫成具有改革意識的《中原音韻》。周德清的《中原音韻》完稿于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修改定稿于元元統(tǒng)元年（公元1333年），是我國古代語言學史上的一部優(yōu)秀著作。漢語、蒙古語和波斯語分屬漢藏語系、阿爾泰語系和印歐語系，它們之間差別很大而密切接觸，這就給語法研究提出了許多現(xiàn)實課題。其中不僅學習漢文典籍要突破虛詞這個難關，即使是漢語與蒙古語、波斯語對譯，也必須突破虛詞這個難關。在這種情況下，語法研究必然要解脫文字學、訓詁學的束縛，走以語法本身為研究對象的獨立的發(fā)展道路。這樣，盧以緯《語助》的問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無獨有偶，《語助》恰恰也是在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公諸于世的，這也許不光是時間的巧合，而且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正像元代胡長孺在泰定元年給《語助》作序時所說的：“‘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昔人是言，為用字，不當律令發(fā)，惜概而弗詳。予友盧子允武以文誨人，患來學者抱猶彼苦，爰摭諸語助字釋而詳說之。見者目豁心悟，悉喻所謂，成人之意厚矣?！雹?胡序對以往學者研究虛詞的狀況是不大滿意的，批評他們是“概而弗詳”；對以文誨人的盧允武則大加贊賞，對虛詞的研究做到了“釋而詳說之”，并且能使讀者眼界開闊，心領神會。胡長孺在序中還說到：造句為文不用虛詞往往是不能成句的；“法語直遂，巽與婉曲，闔癖變化，賓主抑揚，個中奧妙無窮”，這些都跟使用一兩個起關鍵作用的虛詞有關。胡序把虛詞在漢語語法中的重要作用講得非常透辟，對《語助》一書給予了高度評價。
《語助》的問世標志著漢語語法學走上了獨立發(fā)展的道路，為這門學科的成熟奠定了堅實的基矗它對明清兩代的漢語語法研究，特別是《馬氏文通》都有深刻影響。從元泰定元年問世后到清朝初年就翻印了許多次，其中目前能見到的有元代由胡長孺作序的《奚囊廣要叢書》本，明代萬歷壬辰年（公元1592年）由胡文煥作序的《格致叢書》本（更名為《新刻助語辭》，并刪掉了胡長孺的序），清代康熙丁卯年（公元1687年）出版的《音釋助語辭補義》等。這部書還流傳到日本，“自寬永年間以《新刻助語辭》為名被多次翻刻”①7，成為從幕府時代末期至明治年代中期約250年間助字研究的核心，成為日本漢語語法這門學科的原動力。
1．1自《馬氏文通》問世以來，有關漢語語法的論著對短語的分類基本上是按外部功能和內部結構這
兩個標準來進行的，其中以內部結構為標準的分類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其實，漢語短語分類中的“功能說”和
“結構說”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葉斯丕森和布龍菲爾德理論的影響。在結構分類方面，布氏的句法結構觀念似
乎特別適合于漢語，因為漢語詞的構成方式、短語的構成方式和句子的構成方式是那樣相似，以至布氏的句法
結構類型的分析可以直接應用于漢語每一層面上的語法單位的結構分析。短語在漢語語法單位中處于一種樞紐
地位，因此，短語的結構類型可以上通句子下至詞。這是漢語語法單位進行結構分析的一條捷徑，發(fā)展到頂峰
就是“詞組本位說”。如范曉先生在《說句子成分》、《關于結構和短語》①等文中多次提出：漢語的句子結
構和短語結構的構造原則基本上是一致的，除獨詞句外，句子只不過是獨立的短語而已。根據(jù)這種觀點，應當
是有多少種結構的短語，相應地便會有多少種結構的句子。
1．2“詞組本位說”把句法結構類型和短語類型完全對應起來，即以分析短語的結構類型為基礎，擴
展到句子結構。作為一種分析方法，它有可取之處；從實際的作業(yè)上看，它也具有相當?shù)某尚АＫ僮髌饋硎?/p>
分簡便，似乎可以一以貫之地分析漢語的一切“結構”，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恰恰是這種簡便掩蓋了漢語短
語類型分析的句法分析中的一些實質性問題，如（一）是不是每個短語都可以在結構類型中找出它的歸屬？有
的虛詞和實詞組合，其內部結構關系如何看待？（二）結構類型相同的短語，為什么其語法功能和轉換關系不
同？比如“人才交流”和“學者討論”在結構分類中都是主謂關系，但前者能作“進行”類動詞的賓語，后者
不能；前者能在受定語限定之后作主語或賓語，后者不能。（三）許多結構類型不同的短語卻有同樣的語法功
能，這是為什么？
短語同詞一樣是靜態(tài)的、備用的語法單位，對它內部進行分析以及據(jù)此而進行的分類，其標準與動態(tài)的、
使用的語法單位—一句子的分析不應該是一樣的，事實上，構成短語的成分和構成句子的成分也并不具有完全
的同一性。呂叔湘先生認為“從語素到句子”有一個“中間站”，即短語。②這里我們借用下“中間站”這個
說法。我們認為，如果說漢語語法單位由靜態(tài)轉化為動態(tài)有一個中間站的話，那末這個中間站不是短語，而是
句子成分。語和短語都需要這個中間站的過渡，才能由靜態(tài)的備用單位轉化為動態(tài)的使用單位。③“詞組本位
說”所做的單純的結構分析究其根源是混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單位，因而沒能解決上述問題，也就不能使短語
研究向更深的方向發(fā)展。
正因如此，目前有些學者對“詞組本位說”提出質疑，試圖把短語的結構和句子的結構區(qū)別開來，進而建
立詞法、短語法（有的學者叫“下句法結構”）、句法三足鼎立的語法分析體系，④這一步邁得很勇敢，也頗
有見地。如果把短語法單列出來，那末短語分類就和句法結構分類有了質的區(qū)別。但他們的分類如仍按短語內
部的結構關系來確定，上面提出的問題就仍無法解決。
二短語分類的原則
2．1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我們試圖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給短語分類。有一個原則問題必須加以強調，那
就是同劃分任何語法單位類別一樣，給短語分類也應該遵守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則：劃分出來的類別能夠有效地
服務于分析。反過來說，就是：不管用什么標準來劃分，只要劃分出來的類別可以用來有效地說明語法規(guī)律，
這個分類就應該是有效的語法分類。
基于上述原則，就我們已經掌握的語言材料進行試驗的結果來看，依據(jù)短語內部的語義關系進行的分類能
夠較好地服務于語法分析的目的，能夠較好地解決至今尚未很好解決的一些句法分析問題，如句法分析中的主
賓類問題。用這個新的分類能夠較好地說明短語作為與詞一樣的靜態(tài)單位，其內部語義關系的不同對它的句法功能以及對包括它在內的更大一級的句法結構有什么影響，而這些問題是依據(jù)結構關系分類所無法說明的。事
實上，類似這種分類的觀點已經有人在實際的語法分析中運用過，只不過是非自覺的罷了。比如許多學者分過
“受事主語句”的特點，從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他們的意識中肯定是把“施事—一動作”格式和“受事—
一動作”格式加以對比，而這兩種格式正是從分析語義關系的角度確定的。我們不過是試圖把這種零散的、不
自覺地運用語義關系進行語法分析的做法當作一種理論依據(jù)加以系統(tǒng)化而已。
2．2我們給短語分類的標準是詞與詞之間的語義關系。當然，語義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因此這里
就需要給語義標準界定一個范圍。如前所述，從分類的目的和結果來看，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分類也應該是語
法分類，因為它最終是為解釋語法現(xiàn)象或語法規(guī)律服務的。這種詞與詞之間的語義關系不是指個別的詞與詞之
間的具體關系，而是指某類性質的詞與另一類性質的詞之間的概括關系。
任何一種語法分析方法都至少要完成兩個任務：一是切分層次；二是揭示被切分出來的直接成分（immedi
ateconstituent）之間的關系。切分層次是對結構的處理（實際上也與語義有關），而說明直接成分之間的
關系卻與語義直接相聯(lián)系，要想完全脫離開語義關系是不可能的。由于這種事實，再加上沒有分清作為靜態(tài)的
備用單位的短語和作為動態(tài)的使用單位的句子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語法單位，目前許多語法論著中對短語結構關
系類型的說明實際上是把短語內部的語義關系（如并列關系、補充關系）和句子成分之間的結構關系（如主謂
關系）以及句法成分的語法地位（如偏正關系）糾結在一起了。
2．3有的語法學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短語和句子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語法單位，短語同詞一樣是靜態(tài)語
法單位，“其內部的詞與詞之間就只有單純的語義關系，而不存在其他關系”。并據(jù)此提出了十類語義關系，
見下：
Ⅰ并列：機關學校閱讀欣賞
Ⅱ限定：秀麗景色大膽設想
Ⅲ補充：解釋清楚熱得淌汗
Ⅳ施動：風吹人住
動施：吹風住人
Ⅴ動受：展覽書畫維修房屋
受動：書畫展覽房屋維修
Ⅵ評議：應該參加能夠勝任
Ⅶ同Ⅶ判斷：是高山叫海洋
Ⅷ同一：首都北京班長小李
Ⅸ描寫：衣著樸素成就輝煌Ⅹ雙受：問他問題給我知識［⑤］
就我們目前收集到的資料看，這種分類大概是第一次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短分類，比較全面地體現(xiàn)了短語
與句子的本質不同。我們將在這種分類的基礎上探求一下語義關系的不同是如何影響短語本身的句法功能，如
何影響包括短語在內的更大一級句法結構的。
需要說明的是“歧義結構”，因為從語義關系的角度無法確定“咬死了獵人的狗”是限定關系還是動受關
系。“歧義結構”是短語脫離語境而產生的現(xiàn)象，在具體語境中，短語的內部關系只有一種，因此“歧義結構
”對我們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分類沒有影響。
三、驗證語義標準短語分類實用性的方法
3．1如前所述，我們所做的語義標準分類是為了揭示短語內部語義關系的不同對句法結構和句法分析產
生的影響。就我們觀察的結果來看，它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產生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一是充當句子成分時的
搭配能力；二是句子結構的變換關系；三是如果短語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即成為句子時，這些句子所具
有的特點。語義標準短語分類的實用性即在于此。這里需要說明一點，在下面具體驗證的時候，并不一定在三
個方面同時進行驗證，因為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它們并不能在三個方面同時產生影響。這里只就其中的一個或兩個
方面進行驗證。
驗證的方法是比較，比如用語義標準劃分出來的兩種不同類別，用結構標準來劃分卻是相同的，屬于這種
情況的如施動短語不同于受動短語，但兩者的結構關系；卻是相同的類別，用結構標準來劃分卻是不同的，與此相反，用語義標準劃分出來的兩種相同屬于這種情況的如施動短語廣義上相同于施動短語（主席團坐著／坐
著主席團），但就結構關系看卻是主謂短語和動賓短語。
3．2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選擇比較重要而且具有典型意義的施動動語和受動短語來比較。倘若把這兩
種短語區(qū)分開來能夠更好地分析和說明一些語法現(xiàn)象和規(guī)律，那就證明語義標準分類是有實用價值的，因為，
如果用結構關系標準來分，它們就沒有什么區(qū)別，都是主謂短語。我們希望這種比較能起到“管中窺豹，可見
一斑”的作用。
比較兩種事物必須以一個在外的條件為參照點，被比較的事物在這個參照點上呈現(xiàn)出相同或相異之處，這
樣的比較才有意義。對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進行比較，也需要參照點。我們找到兩個參照點：一是兩類短語由
靜態(tài)的語言單位轉為動態(tài)的言語單位時的自足條件，二是兩類短語充當句子成分時的搭配能力。下面我們分節(jié)
討論。
四兩類短語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時的自足條件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在結構類型中都是主謂短語，按照一般語法著作的說法，一個主謂短語具備了一定的
語調或加上一定的虛詞就可以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一句子。但是，是不是必定轉成一個自足的句子呢？
回答是否定的。一個有趣的事實是：許多語法著述都講到受事主語句的特點（或限制），而不提或很少提到施
事主語句，因此給人的印象是施動短語似乎更容易直接轉為自足的句子。其實不然，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轉為
言語單位進有各自的自足條件，而各自的自足條件又呈現(xiàn)出明顯的對立，這種對立又主要表現(xiàn)在謂語動詞方面
。
4．1丁聲樹先生在談到受事主語句的特點時說：“……從謂語方面看，謂語往往不是一個單獨的動詞，
動詞的前后多半有別的成分”。［⑥］這個概括當然是正確的，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受動短語轉成的言語單位
就是受事主語句，因此，我們談受事主語句謂語方面的限制，實際上就是分析受動短語轉為受事主語句（言語
單位）時表現(xiàn)在謂語動詞方面的自足條件。
施事主語句對謂語是否由一個單獨的動詞充當?shù)倪@一要求不是強制性的，如一些不及物動詞作謂語，前后
可以沒有別的成分，如：
（1）明天下午的會李校長發(fā)言。（2）我休息，他勞動。以上兩例的謂語都是由一個單獨的動詞充當?shù)?/p>
，而且這幾個動詞本身又不能帶賓語，這和動詞本身是不及物動詞有關。
但是，漢語中的動詞絕大多數(shù)是及物動詞，多數(shù)施事主語句的謂語動詞也是由及物動詞充當?shù)?。另一方?/p>
，受事主語句的謂語動詞則必須由及物動詞充當。恰恰是在這一點上，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轉為句子的自足條
件完全不同。
由施動（及物）短語轉化而來的施事主語句，及物動詞必須帶著它的受事，否則盡管從結構上看主語和謂
語俱備，但它是不自足的，比較下面兩個例子：
（3）醫(yī)生們治好了他的病。
（4）＊醫(yī)生們治好了。
例（4）是不成立的。而由受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受事主語句，因主語是它后面的及物動詞的受事，因此，
動詞一般不帶受事賓語仍是自足的，如：
（5）他的病治好了。
（6）這首詩背下來了。
4．2事實上，人們在理解句子時，必然會受到兩種短語的不同自足條件的影響。我們可以通過比較下
面兩個例句來證明這一點：
（7）敵人打退了。
（8）我們打退了。
例（8）無論怎樣理解都是不自足的，“我們”不會是“打退”的受事，而例（7）盡管“敵人”也可以
是“打退”的施事，但這個句子只有理解成受事主語句時才是自足的，而且按照常理，人們一定會把這個句子
的主語理解成受事。
受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受事主語句，其主語擔負著語法和語義兩個層面的任務：從語法上看，一個句子必須
有一個話題，即主語。假如這個話題在表層結構中沒有出現(xiàn)，它一定被語境承擔了。話題可以是施事，可以不是施事，受事主語句的受事就是話題。從語義上看，一個及物動詞必須帶著它的受事，不管這個受事在什么位
置，也就是說，受事可以出現(xiàn)在動詞的后面，也可以出現(xiàn)在動詞的前面。及物動詞的受事若不出現(xiàn)，它在語義
上就沒有著落，以施事、受事與同它們相聯(lián)系的及物動詞的關系而論，受事似乎更重要一些，這一點還可以通
過“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比較中看出來。
“把”字引進受事，“把”字后面的受事不能省略，如：
（9）我把信寫完了（不說“我把寫完了”）而“被”字引進施事，在許多情況下施事可以省略，如：
（10）小王被人打了（可以說“小王被打了”）我們認為受事主語句可能就是為了滿足語法和語義兩個
方面的要求而存在的，也正是因為滿足了這兩個方面的要求，例（5）（7）才是自足的，而例（4）（8）
不成立。又如：
（11）罪犯槍斃了。（12）行刑人槍斃了。例（11）是自足的，因為它是由受動短語轉成的句子；
例．（12）不自足，因為按通常的理解，它是由施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如果它原本是個受動短語，那末當它
轉化為句子時，動詞的前邊必須加上表示被動意義的虛詞，如“被、給”等才合乎自足的條件。當然它也可以
是施動短語，那就必須在及物動詞的后面加上受事“犯人、罪犯”等才能自足。
總之，按結構關系標準分類，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屬同一類型，那末這種分類對揭示兩類短語因語義關系
不同而導致的不同的語法特點就沒有任何成效，相反，按語義關系標準把它們加以區(qū)分，就能很好地說明它們
各自不同的語法特點所產生的根源。
五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作句子成分時的搭配能力
按結構類型來說，主謂短語（包括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可以充當六大句子成分（這里仍沿用傳統(tǒng)的稱謂
）中的任何一種，但是，充當某一相同的成分時，由于二者的語義關系不同對句子的另一成分有不同的要求，
或者對短語本身有一定的要求。下面分別討論。
5．1作謂語
受動短語作謂語要受到比較嚴格的限制：一方面句子的主語必須是受動短語中動詞所表示的動作的發(fā)出者
（施事），另一方面短語內部的受事的范圍也比較窄，或者由泛指代詞“什么、誰”等充當，或者由遍指性名
詞或名詞性詞語充當，并且動詞前有副詞“也、都”等與之呼應。如果不是這樣，往往是同式句子并列出現(xiàn)，
如：
（1）他什么都不說。（2）他樣樣事都會做。（3）大水……，頭也不抬，話也不說。在意念上，以上
各句的主語都是受動短語中動作的施事。從變換式上來看，遍指性句式的施事主語可以和短語里的受事互換而
不改變句意。如：
（4）什么他都不說。（5）樣樣事他都會做。它們可以自由變換的原因大概是這類句子的格式比較固定
，以“S-O（遍指性受事）一也（都）－V”這樣的格式作標志，不會把動作的施事和受事弄混。
當然，除了上述兩個條件外，還有一種情況，即受動短語里的受事是一般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如：
（6）我這輛車買貴了。（7）王師傅那套西裝做大了。（8）小劉帽子戴歪了。⑦（6）－（8）的主
語都是施事，受動短語里的受事都是由一般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充當?shù)?，而非周遍性詞語充當?shù)?。這三句有兩個
共同的特點：一是主語和受動短語里的受事之間具有領屬和被領屬關系；二是充當謂語的受動短語中的動詞后
面都有形容詞補充成分。我們知道，描寫短語作謂語時，主語和描寫短語里的被描寫成分之間一般情況下是領
屬和被領屬關系，如“他性格堅強”、“李明眼圈紅了”。我們是否可以這樣推測：這類受動短語作謂語對短
語內部動詞的要求是，必須有形容詞補充成分，這個形容詞補充成分的語義指向是短語里的受事，如例（8）
的深層語義關系是“小李戴帽子，帽子歪了”，可以簡說成“小李帽子歪了。”后者的結構關系和語義關系與“李明眼圈紅了”完全相同。因此我們可以說，動詞后面帶形容詞補充成分是這類受動短語作謂語的一個必要
條件，如果沒有形容詞補充成分，這個句子就不成立，如“＊小劉帽子戴了”，如果把形容詞補充成分換成時
態(tài)或趨向補充成分，句子就覺得不夠自然，如“＊小劉帽子戴過了”，“＊小劉帽子戴出去了”。
如果把主語和受動短語里的受事調換過來就成了施動短語作謂語。施動短語作謂語時對上述要求不是強制
性的，而是可有可無的，如：
（9）這輛車我買貴了?！贿@輛車我買了。
（10）那套西裝王師傅做大了?！荒翘孜餮b王師傅做了。
施動短語作謂語，一般不受這么嚴格的限制，其主語一般是非生命體，在語義上是作謂語的施動短語中動
詞的受事（這是最常見的形式），但也可以是生命體。如：
（11）桌子我搬走。（12）這個人我認識。
例（12）的主語和施動短語中的施事都是生命體，可見施動短語作謂語對句子的主語和短語本身結構的
要求都不嚴格，只要是生命體作施動短語的施事就可以了。又如：
（13）誰的孩子媽都愛。
當然，這方面沒有限制，那方面就要有所“補償”。從變換式上來看，許多施動短語作謂語，其主語又是
非生命體時，二者往往不能自由互換，下面例子中右側的句子都不成立：
（14）漢語我輔導，（英語你輔導。）—一＊我漢語輔導，（你英語輔導。）
（15）桌子小王搬走了—一＊小王桌子搬走了。
有的施動短語作謂語，雖然主語是非生命體，但二者仍然互換，如例（9）（10）句可變換成例（6）
（7）那樣，這可能和二者之間具有領屬關系密切相關，例（14）（15）句的主語和施動短語中的施事之
間沒有領屬關系，因而二者不能互換。
還有一種受動短語作謂語的情況，如：
（16）姐姐手扎了。（17）我眼睛迷了。
這種受動短語作謂語和上文講過的情況不同，其主語在意念上并不是受動短語中的動作的施事，而是受事
，真正的施事是另外一種事物，如“針、木刺”或“沙子、風”等等，在表層結構中它們都沒有出現(xiàn)。主語和
受動短語中的受事，在意念上不是施受關系，而是領屬關系。正因為二者都是受事，它們之間盡管具有領屬關
系，仍不能像例（6）和（9），例（7）和（10）那樣互換，而且這種“O［，1］（受事）—一O［，2
］（受事）—一V”句式的謂語只能是受動短語，下面的句子是不成立的：
（18）＊姐姐木刺扎了（手）。（19）＊我沙子迷了（眼睛）。
5．2作賓語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都可以作賓語，表示事件或抽象的事物。但它們作賓語時，整個句子的謂語動詞要受
到一定的限制（這一點和它們作主語時對謂語的要求是一樣的），即很少以動作性很強的動詞作句子的謂語，
往往由表示心理活動、感覺現(xiàn)象或表示判斷的動詞來充當。因此，從總體上說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作賓語時沒
有什么太大的區(qū)別。但是有些意義類型比較特殊的動詞作謂語，對兩類短語有不同的選擇；反過來說，正因兩
類短語的內部語義關系不同，才使其一可與此類動詞搭配，另一個不可以與之搭配。如“進行”這個動詞在意
義上表示持續(xù)性活動，在語法上它是一個形式動詞，本身不表示動作，真正表示動作的是它后面的動詞，“進
行”則在動作動詞前承擔表達時態(tài)的任務，并把后面的動詞由謂語改變?yōu)橘e語?！斑M行”的賓語一般是動詞，
而且用作賓語的動詞本身下能再帶賓語。有時，“進行”的賓語可以由受動短語充當，但不能由施動短語充當
。如果我們按結構類型來分析，只能說有時“進行”的賓語可由主謂短語充當，這種說法掩蓋了兩類短語的不
同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不同的語法現(xiàn)象。下面的兩個句子都是不成立的：
（1）＊進行干部學習（材料）。（2）＊進行我們交流（思想）。而我們可以這樣說：3）進行社會主義建設。（4）進行思想改造。
許多語法學者在研究句型時，運用設計框架的辦法來驗證句型的不同，這里“進行－－非名詞性賓語”也
構成一個框架，它是區(qū)別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各自不同的語法功能的一個標志。
5．3作被限定成分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如果前面沒有限定成分都可以作主語和賓語，并對謂語動詞有大體一致的要求。如果
前面有限定成分，受動短語仍然可以作主語和賓語，施動短語一般不能。下面兩句的被限定成分都是由受動短
語充當?shù)模?/p>
（1）1984年，我國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展開。
（2）我們必須做好機構變動中的人員調整。為什么不能換成施動短語呢？原來，施動短語既不是名詞性
的，也不是動詞性的。而作被限定成分的受動短語，其動詞意義比較抽象，有兼類詞（兼動詞名詞）的傾向，
如（1）（2）句中的“改革”“調整”，又如“這個村的田間管理”，“家庭領域里的精神文明建設”等。
因此，受動短語可以以其整體功能的名詞性充當普通名詞經常充當?shù)某煞?，即被限定成分。受動短語的這種名
詞性使它在被限定成分的位置上的詞序比較固定，因而又表現(xiàn)出一定的凝固性。上面兩句的受動短語一般不能
變換成相應的動受短語：
（3）＊……以城市為重點的改革經濟體制逐步展開。
（4）＊……機構變動中的調整人員。受動短語的凝固性還表現(xiàn)在它可以做許多學科的術語，如“苗木定
植”，“地質勘探”等等，許多刊物的名稱也是這類學動短語，如“語文建設”、“漢語學習”、“哲學”研
究等等⑧，這些學科術語和刊物名稱一般不用施動短語或相應的動受短語來稱謂。
通過對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的比較，我們不難看出兩類短語的不同語義關系對其語法功能的影響。我們上
面分析的語法現(xiàn)象，恐怕是結構分類所不能解釋的，反過來卻證明了語義標準分類的實用價值?？晒┍容^的短
語還很多，如動施短語和動受短語，評議短語和動作性限定短語等等，限于篇幅，只好暫付闕如了。
附注：
①范曉《說句子成分》，載《阜陽師院學報》（社科）1983．1。《關于結構和短語》，載《中國語
文》1980．3。
②呂叔湘《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商務印書館。
③參見申小龍《中國語法學方法論研究》，載《語文導報》1986．5。
④參見陸仁昌《關系·平面·成分－－漢語詞組法試論》，載《阜陽師范學院學報》（社科）1984
．1－2。
⑤呂冀平《句法分析和句法教學》，載《中國語文》1982．1。
⑥丁聲樹等《現(xiàn)代漢語語法講話》，商務印書館。
⑦此三例轉引自徐樞《從語文、語法和語用角度談“名（受）＋名（施）＋動”句式》，載《語法研究和
探索》
